说到宋朝的人到底有多穷其实这件事情还是有一些说法的，因为其实很多人初步印象是宋朝的非常的富有，而且极其的富有，但是这只是对于有的人来说的，其实宋朝真的很穷是对于老百姓来说的穷，穷到什么地步呢?竟然穷到交不起税钱，都纷纷的杀子了，所以这到底是有多么的穷啊，下面我们就着这些问题一起来看看宋朝到底有多穷!

苏轼在《与朱鄂州书一首》中说：荆湖北路(今湖北一带)，“岳、鄂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东坡被贬黄州，见“黄州小民，贫者生子多不举，初生便于水盆中浸杀之”《东坡志林》。

朱熹父亲朱松在《韦斋集·戒杀子文》中说：在江西婺源，老百姓“多止育两子，过是不问男女，生辄投水盆中杀之。”福建一带杀溺幼婴的风俗最盛。朱松在福建为官时看到，“闻闽人不喜多子，以杀为常虽有法而不能胜。”

王得臣在《麈史·风俗》中说，“闽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则率皆不举”，“若女则不待三，往往临蓐，以器贮水，才产即溺之，谓之洗儿。”据《道山清话》载，宋神宗、哲宗时的宰执大臣章惇，家在建州浦城，“初生时，父母欲不举，已纳水盆中，为人敕止。”

《宋会要辑稿·刑法二》载，江南东路(今江苏)，“东南数州之地男多则杀其男，女多则杀其女，习俗相传，谓之薅子，即其土风。宣、歙(今安徽)为基，江宁(今南京)次之，饶、信(今江西)又次之。”而两浙路(今浙江)一些地方杀婴之风也很严重，“衢、严(今浙江)之间，田野之民，每忧口众为累，及生其子，率多不举(生子即杀)。”

从史料归纳，宋代东南地区，主要包括今天的湖北、江西、安徽、浙江、等地，溺杀婴儿的现象已相当普遍。“宋朝官府不但承继了以往各朝的苛捐杂税，而且还增加了许多敛民新法，其中比夏税高数倍的丁赋成为民众最沉重负担。所有因大量交不起税而杀子。

《淳熙三山志》卷十记载，三山地区(今福州)“咸平初，夏税及身丁钱总二万九千七百有余，大中祥符四年，诏放身丁钱，独夏税七千六十九贯有奇”。宋朝老百姓上交身丁钱竟然比夏税高三倍之多。怪不得老百姓杀子。

蔡襄《端明集》卷二六谈到，“泉州、漳州、兴化军，人户每年输纳身丁米七斗五升”。《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四说，南宋初期，荆湖南路(今湖南一带)“道州丁米，一丁有出四斗者”。朱熹《朱子语类》中也说到，两浙地区“丁钱至有三千五百者”。可见宋代各色人头税花样百出，老百姓沉重不堪。

《生生四谛》∶江南东路的太平州，“民生子必纳添丁钱，岁额百万，民贫无以输官，故生子皆溺死”。连宋朝皇帝都承认，《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民为身丁钱，至生子即杀”。

宋朝人范成大说：“处州丁钱太重，遂有杀子之风。”根据《宋会要辑稿·食货》的记载说：“湖州丁绢最重，至生子即杀。宋朝人赵善燎的《自警篇·济人》记载说：浙民岁输身丁钱绢，民生子即弃之，稍长即杀之。

可以说宋朝统治者残酷的人头税压榨，是民众生子即杀的主要原因。当时一些士大夫曾加以严厉斥责，“东南杀子之俗伤绝人理”(《宋史·范如圭传》)，要求政府严刑禁止。官府确也采取多种措施，企图加以制止，但生子即杀的风俗并不见好转，禁而不止，甚至一些地方还愈演愈烈。宋朝统治者一方面立法想制止这一风俗，一方面又以超强剥削法推动这一风俗，连宋朝皇帝都承认，民为身丁钱，至生子即杀”(《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二)，但宋朝统治者根本不会有改变这一赋税结构，来“救救孩子”的念头。这真是好人坏人全当了。

林勋说“本朝二税之数，视唐增至七倍”，蔡勘称：“赋敛烦重，可谓数倍于古矣”。汪见辰则说：“古今财赋所入，名色猬众，未有如今日之甚者”。宋朝朱熹说:古之刻剥之法，本朝(宋朝)皆备。这些人都一针见血的指出了宋朝皇帝官员死命压榨老百姓的事实。宋太宗朝大臣张咏在《愍农》中写到：“春秋生成一百倍，天下三分二分贫”为朱熹的话提供了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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