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共第一书记黎笋1966年和胡志明在河内的一个集会上。

阿富汗战争久拖不决，美国没有希望取得决定性胜利，美国军队也开始撤离，于是，把阿富汗战争比作越南战争的言论再次甚嚣尘上，而美国和北越均决定增强在南越的兵力已是50年之前的事情了。“浏览一下基本的越战清单吧，”汤姆·恩格尔哈特(Tom Engelhardt)在《琼斯母亲》(Mother Jones)杂志上写道。他提到，目前“有‘让人泥足深陷的沼泽’”、有“赢取‘民心’的想法”，还有“边界那边那些可以轰炸的，换在当今时代应该是可以用无人机袭击的‘避难所’”，甚至还有“一人版的美莱村屠杀”。尽管这些类比对批评人士特别有吸引力，但它们却存在着严重的缺陷。那些批评人士认为，美国在阿富汗的战争甚至比越战更加徒然无益，因此主张美国尽快撤离。

从越战吸取教训，并将这些教训应用到阿富汗战争上存在很多问题，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越南战争的历史常常被彻底误解。随着新证据的出现，尤其是从越南方面得到的新证据，越战的历史在不停地演变。因为对敌方的动机、内部运作和外交关系的关注太少，我们对那场战争的看法一直是不全面的，错误的。

如果要从过去吸取教训，那么就有必要把这道长期以来掩盖北越决策过程的竹幕拨开，澄清这场被频繁提及的战争中的一些根深蒂固的错误认识。

人们普遍相信，北越决定在1959年至1960年之间开战是为了让南方的游击队不至完全覆灭。人们还认为，直到1975年战争结束，共产党都得到了越南人民坚定不移的支持。然而，最近的证据表明，共产党在南越开战的决定，同北越国内面临的问题紧密相连。革命战争可以有效地转移人们对国内问题的注意。当时，北越的国内问题包括，极具破坏力的土地改革运动、异见知识分子运动，以及国家对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计划遭遇了失败。

对越战的最大误解之一是，人们以为胡志明(Ho Chi Minh)是北越无可争议的领袖。实际上，胡志明只是名义上的领袖，而只在历史书的旁注中出现的黎笋(Le Duan)才是北越作战行动的设计师、主要战略家和总指挥。沉默寡言、不苟言笑的黎笋避开了聚光灯，却拥有主导越南共产党所需的钢铁般的意志、专注和管理技巧。

黎笋同他的得力助手黎德寿(Le Duc Tho)一起，建立起了一个稳固的军国主义国家，其遗产至今仍笼罩着河内。后来在巴黎和谈期间，从不服输的黎德寿甚至曾与亨利·A·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发生过争执。黎笋和黎德寿的好战政策导致了北越先后同南越和美国开战，而且在他们看来，通过谈判得到的和平，无论如何也比不上全面的胜利。

黎笋在党内施行铁腕统治，并视胡志明和因在奠边府击败法军而闻名的大将武元甲(Vo Nguyen Giap)为其权威的最大威胁。在制定几乎所有关键决策时，他都会将胡志明、武元甲以及这两人的支持者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

从1963年到1964年，当年迈的胡志明反对将战争升级，并在美国军队干涉之前追求全面胜利时，他因受到了黎笋的要挟，转而沉默以对。当时，升级战争的决定饱受争议。而在1967年至1968年之间，当胡志明和大将武元甲以及他们的盟友表示了对黎笋发动春节攻势的反对之后，河内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清洗运动。尽管南方的战争最初唤起了北越民众对共产党的支持，但这场战争很快就变成了一个泥潭。黎笋和黎德寿对此作出的反应是，建立一个全民皆兵的国家，对战争政策的任何抵抗都会被扣上叛国的罪名。通过增强国内安全机构和意识形态警察的势力，并将南方的游击队置于河内的控制之下，他们得以随心所欲地发动全面战争。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1975年。

中国和苏联的对抗也对决定战争的进程起了重要作用。新生的中国极端主义和苏联对第三世界革命的漠不关心，使得黎笋向中国倾斜，并于20世纪60年代在南方展开全面战争。1965年，随着美国加强了干预，苏联开始大规模地向北越提供援助。到了1968年，北京方面和莫斯科方面为了在河内争夺影响力，展开了日渐激烈的竞争。

黎笋试图通过发动1968年的春节攻势和1972年的复活节攻势来表现越南的自主权。这两次攻势都未得到北京方面和莫斯科方面的认可。1972年，理查德·M·尼克松(Richard M. Nixon)访问了中国和苏联，这标志着中苏两国阻止北越战争的努力达到顶点。为了争取华盛顿方面的善意，中国和苏联都向河内施加压力，要求北越接受尼克松的条件，结束战争。黎笋没有坐等“大国的出卖”，相反，他和他的支持者发动了复活节攻势，意在推翻西贡的南越政府，以严重破坏美国与苏联和中国的缓和局面。

最后，美国在越南战争中输给了自己的说法，并不成立。事实上，在这场战争中，越南人绝对不是傀儡和被动参战一方。他们影响了美国在越南的行动，也影响了全球的冷战秩序。正是黎笋在1964年为夺取胜利而将战事升级，促使了美国断然参战。此外，美国在西贡的盟友拖延了美国的撤军。

这些盟友顽固地追求着各自的利益，哪怕事实证明那些利益会危及美国与南越的同盟。1969年，美国撤军的速度被放缓，1972年至1973年，基辛格和黎德寿之间的和平谈判遭遇破坏。南越通过上述方式，极大地加剧了美国从东南亚脱身的复杂性。尽管华盛顿方面有各种国内的理由和地缘战略上的理由进行干涉并继续留在越南，但决定美国干涉的性质和步调的，却是河内政府和西贡政府的领导人。

眼前的战争总是危险的。而如果推动当前政策的历史类比，又是基于对美国过往失败的片面与错误的理解，那问题就更严重了。随着我们对越战的理解被新史料修正，任何直接类比都变得站不住脚了，但我们至少能从中吸取一个教训：在分析敌人的作战行为时一定要严谨。

塔利班头目对和平谈判、与阿富汗政府和解的前景，乃至运动的方向，持有相互冲突的观点。由于毛拉穆罕默德·奥马尔(Mullah Mohammad Omar)只是塔利班的精神领袖，一名像黎笋那样奋发图强的指挥官加上一个有进取心的小集团有可能统一或主导已经四分五裂的阿富汗叛军，现在，他们的机遇已经来临。不可避免的，这个新领导层会非常好战，如果美国同巴基斯坦的塔利班官员达成不受欢迎的协议的话，那就更是如此。

此外，即便伤亡人员的增加最终让部分好战分子转而向往和平，但五角大楼会将所有碰巧在无人机袭击地点附近的男子都当作武装分子，这种做法抑制了那些人向往和平的意愿。这在很大程度上和美国对越南“自由开火地带”和“指定打击区”的狂轰滥炸，促使很多心怀怨恨的村民加入共产党阵营是一个道理。

对美国而言，还有一点至关重要，那就是要了解地区性角色（如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对阿富汗内部政治所起的作用。中苏对抗使得河内方面在维持自主权的同时，还能分别从两国那里获取最大限度的援助，然而阿富汗叛军却没有这样的优势，尤其是因为其邻国伊朗的影响力有限。因此，美国在阿富汗的优势比当年在越南要大。

最后，美国希望在2014年年底前彻底撤离阿富汗，但正如历史所显示的，我们的盟友不会总是遵从我们的意愿。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进程可能要由哈米德·卡尔扎伊(Hamid Karzai)政府或其继任者来设定。因为就像美国在越南看到的那样，不要以为我们可以独自决定自己的行动。

阮连项(Lien-Hang Nguyen)是美国肯塔基大学历史副教授，著有《河内之战：越南和平之战的国际历史》(“Hanoi’s War: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of the War for Peace in Vietnam”)。

纽约时报 翻译：陈亦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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