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有非常悠久的用香历史，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出现了各种香料，香道也随之产生。香从生活附属品一跃成为皇室贵族、文人雅士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考古表明，直到汉代才出现专为焚香而制作的香器，此后历代出现各种式样的香炉，如汉代的博山炉，魏晋的鸟形香熏，唐代的长柄香炉、多足香熏、熏球，宋代的折沿炉以及各个窑口生产的瓷质香炉香盒等，至明代，盛极一时的宣德炉更是将香器制作推向了另一个高峰。

两晋南朝

东晋南朝士大夫中，以香沐浴，以香薰衣的风俗开始盛行。薰衣的风俗在汉代就已经出现了，在河北满城中靖王刘胜墓中，发掘的“铜薰炉”和“提笼”就是用来薰衣的器具，湖南长沙的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文物中，就有为了薰香衣、被特制的薰笼。

三国的荀彧好薰香，文献中记载：“荀令至人家，坐幕三日，香气不竭。”由于荀彧经常让自己的衣服薰上浓郁的香味，所以当他到别人家中之后，他坐过之处往往留下香气，经过三日还没有散去。在东晋时文人也以白旃檀的芬芳来比喻学养的渊博。

在两晋南朝流行的香薰式样之中，从三国吴到南朝晚期圆罐式及豆式有承盘的香炉式样大略可分为四期：

第一期：孙吴中期至西晋末年（公元二五四——三一六年）

第一期的香薰，造型简单，整体为罐形，侈口鼓腹、圈足，上腹镂刻三排圆形镂孔，没有承柱和底盘。

第二期：东晋前期“东晋立国至穆帝升平以前”（公元三一七——三五七年）第二期的香薰，薰体为短直口圆腹罐形，腹部有大三角形镂孔，承柱亦为上下小大的圆柱体，承盘则为平底钵形器。

第三期：东晋后期至南朝刘宋时期（公元三五七——四七九年）第三期的香薰，酱油，罐形薰体，小口鼓腹，腹部满布密集的长三角形镂孔，圆柱形承柱，粗短而直，承座则为宽沿盘形。

第四期：相当于南朝中晚期“齐、梁、陈”（公元四八O——五八九年）第四期并未发现见香薰等器具。

隋唐

自东汉明帝佛教传入中国之后，焚香礼忏在奉神明或祀天地祖的仪式中，几乎经常可见。甚至，有在行道上以香铺地，使香的需求量更大。在《文昌杂录》卷三中记载：“唐宫中每有行幸，即以龙脑、郁金布地。”

唐代的香具，也开始有新兴的式样。如：多足香薰、薰球、及长柄手炉，质地多为金属器或鎏金银器。唐代流行有提炼的金属香球、香薰。唐代的多足带盖铜香薰十分独特，也有附提炼者。

唐代帝室曾多次迎送释迦牟尼佛的真身舍利，再送回法门寺。法门寺的文物中鎏金银香薰、鎏金银香球，是为皇室迎送舍利真身所专门制造的。

宋元明清

宋人焚香，常同时使用香炉及香盒。这点从宋代绘画取香的动作中，可以看出来。添香者以食指、大拇指拈出香丸，放入堆满白灰的炉具内。宋代也流行将香料压成“香篆”，将粉末状的香料模子压出固定的形状，然后点燃。

宋代曾大量进口香料，北宋时香药是市舶司收入中最大宗的物品之一。真腊、渤泥、蒲端、安南等地其地盛产乳香、龙脑及栈香，朝贡品中也以香药为主。部分的香品如乳香等列入禁榷物品，由政府专卖，民间不得私自交易。

宋代香药输入量虽大，但仍供不应求。宋人普遍用香，焚香用量大。祭祀庆典、官府的宴会、文武官考试及第后的同年宴、祝寿等场合，无不用香。

宋人还有所谓的“试香”，于幽室外焚香，有时在庭园内的“诗禅堂”试着燃点新制的合香，品评香的气味、香雾的形状和焚烟的久暂，是宋朝人生活情趣中重要的节目之一。

宋人对于合香的薰烧法特别讲究，香品点燃之后，并不投入火中，香炉内铺厚厚的有保温作用的炉灰，拣一小块烧红的炭块埋于正中央，再薄薄地盖一层，灰只露出一点。用薄银片隔火，香品放在薄银片上薰烤，于是香气自然舒发，没有烟燥气。讲究一点的，炭块就不只是用普通的木炭，而是精制的炭团。

此外，宋人也使用香篆。南宋杭州城的住宅区内的各种服务业中，就有专门为人“供香印盘”的服务业，他们包下固定的“铺席人家”，每天去压印香篆，按月收取香钱。

在宋代的香炉中，有许多特殊的造型，如现藏于芝加哥艺术馆，宋影青鸟形香炉（十一——十二世纪），炉盖有一只似鸳鸯的水鸟蹲伏著，炉身贴了两层莲瓣纹，也有承盘。盘底有如意云头花式足。香炉就从鸟嘴逸出，炉身挖有小气孔，而使香烟从上面的鸟嘴飘出。宋代另外流行一种豆形香炉，形如高足杯。

到了元、明、清代，则流行成套的香具，例如元代流行“一炉两瓶”的成套香具。明代十六世纪的绘画中就已出现“炉、瓶、盒”。这种组合式香具乃是为了方便作为储放香箸、香铲之用。

明朝嘉靖官窑也有所谓的“五供”，五供是一炉、两烛台、两花瓶的成套供器，使用于祭祀及太庙、寺观等正式场合。明代盛行铜制香炉，这与宣德时期大量精制宣德铜炉有关。宣德年间，曾使用泰国进贡的数万斤铜料，铸制三千三百余件的“宣德炉”。明晚期民间大量制作铜香炉，设计精良。铜香炉的盛行与当时盛行燃烧各种品级的沈香木块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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