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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景之治被称为饥饿的盛世的原因

发布时间:2023-03-22来源:奇闻馆编辑:奇闻馆阅读: 当前位置:首页 > 野史传说 > 手机阅读

千百年来,人们对汉文帝、景帝父子治下的“盛世”很是推崇,称颂那个时代社会安定、国富民强,不仅人口数量和财富激增,而且社会风气积极向上,到处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几乎可以跟尧帝、舜帝时期的“大治之世”相媲美。后世史学家在描述“文景之治”时不吝赞美之词,比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便称赞当时“海内安宁,家给人足,后世鲜能及之”。

文景之治被称为饥饿的盛世的原因

如果只看史籍的正面描述,那么“文景之治”的确是个令人憧憬的时代,其成就确实值得歌颂。但若是抛弃先入为主的观点,通过对史料进行深入地分析,尤其是对当时人的议论来做详细的解读,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所谓的“文景之治”其实是一个贫富悬殊现象极为严重、百姓充其量只能填饱肚子的时代,如果非要称它为“盛世”,那也不过是一个“饥饿的盛世”。

首先,文、景时代的贫富悬殊现象极其严重。西汉初年崇尚黄老学说,实行“无为之治”,这固然有利于百姓的休养生息,但与此同时,却也助长了贵族、豪强和商贾等势力的“野蛮成长”。凭借着与官府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和极为雄厚的财力,这些人疯狂地兼并土地,从而迫使大量的自耕农破产,或沦落为流民,或被迫成为他们的佃农。

兼并者集团在侵占大量的土地后,一方面向佃农征收多达50%的地租,一方面则按照国家颁布的税率,向朝廷缴纳税率极低的地租(三十税一,即3.33%),从中赚取数量极为惊人的差价,迅速积累起庞大的财富。而接下来,他们又会继续进行新一轮的土地兼并,如此循环往复,渐渐地便使得社会上出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现状(见《汉纪·武帝纪四》)。

再者,文景之世的百姓生活极苦。虽然跟秦末汉初相比,“文景之治”下的百姓生活水平得以提高,但充其量也就是能吃饱肚子,不至于饿死而已。原因无他,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和徭役极多,令百姓穷于应对的同时,难以实质性提高生活质量。根据史料记载,汉代的赋税约有二十种名目,主要的是“田税”和“口赋”,此外还有各种名目的徭役。虽然田税税率极低,但口赋和徭役却很沉重,而这也是造成汉朝百姓困苦的根源之一。

“文景之治”的百姓生活有多苦?可以在当时名臣晁错、董仲舒的奏议中窥见一斑。作为景帝时期的御史大夫(副宰相),晁错在《论贵粟疏》中不无沉痛地提到,当下一个五口之家的农户,每年辛苦耕种一百亩土地,要应对官府的各种税目和徭役,如果赶上风调雨顺的好年景,尚能填饱肚子,但如果不幸遭遇灾荒之年,则难免会忍饥挨饿,有甚者还要售卖儿女、田宅来完税或应付徭役。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见《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上》。

与此同时,董仲舒在向汉武帝上书时,也曾议论到“文景之治”下百姓生活的现状,称他们穿的是破衣烂衫,吃的是猪狗食,如果不肯做豪强的佃农,往往会在生计无着的情况下沦为盗匪,这样的人往往成千上万,难以禁止(“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引文同上)。

虽然“文景之治”并非想象中那般好,但若把它跟秦末汉初或汉武帝时期作对比,却也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成就。毕竟,“文景之治”下的百姓还能填饱肚子,生命权还能得以保障,但如果不幸生活在秦末或汉武帝时期,那么百姓们极可能去做“炮灰”,若平安地过完一生,简直跟中了“六合彩”一般幸运。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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