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壁画墓在结构上沿用东汉晚期的形制，壁画图像出现了最具有时代特征的墓主持麈尾像。麈尾是曹魏正始以来清谈玄学之士的随持之物，故当时又将清谈称作“麈谈”。在社会时尚风气的标榜之下，持麈尾的人物形象进入到了墓葬中，成为晋墓壁画中流行的新题材。

考古发现的墓主麈谈像在南边有云南昭通的霍承嗣墓，北边见于北京石景山八角村西晋墓和辽阳上王家村东晋墓，更远甚至到达朝鲜半岛。朝鲜安岳东晋永和十三年（公元357年）冬寿墓和德兴里广开土王永乐十八年（公元408年）幽州刺史墓中都绘有墓主麈谈像，可见其风气的流布范围。两晋丧乱之际，中原板荡，大量人口向河西和辽东迁徙，中原地区墓室装饰的风气也随之迁移到这些地区。这一时期的壁画墓在东北和西北有较集中的发现，西北沿河西走廊直抵吐鲁番，东北则有辽阳和高勾丽壁画墓的发现。

河西走廊魏晋壁画墓已发现近50座，多用小砖砌筑，一类是制作讲究的壁画墓，另一类是以一砖一画或多砖一画为形式的砖画墓。壁画墓以酒泉丁家闸晋墓群为代表，其中5号墓属于十六国时期保存最完好的大型壁画墓。砖画墓作画的程序相对简单，通常是在砖面上用白粉涂底，然后用墨线勾出轮廓，再填入赭石、朱红和石黄等色，用笔简率松动，色彩单纯，造型粗放而传神。河西魏晋壁画墓以河西走廊中西部最为集中，分布在东起武威，西抵敦煌一线，以酒泉、嘉峪关和敦煌等地艺术水平最高。

鸭绿江中游、浑江流域是高句丽民族的发祥地。20世纪前期日本学者发现的重要壁画墓有角觝冢、舞踊冢、和龟甲冢等八处。集安高句丽古墓群的第二次集中发现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考古学者调查发掘高句丽古墓群19处、810余座，重新清理了被日本人打开过的五盔坟5号墓 、洞沟17号墓、洞沟12号墓 ，新发现了多处精美的壁画。

晋代壁画墓在辽东郡首府（辽宁辽阳）仍有不少遗存，以王家村和三道壕1、2号墓为代表。十六国时这里先后建立了前燕、后燕、北燕政权，政治文化中心逐渐转向都城龙城（今辽宁朝阳）。三燕是鲜卑慕容氏和鲜卑化的汉族冯氏建立的政权，文化传统与汉族有别。壁画墓有朝阳的北庙村1号墓（沟门子晋墓）、大平房1号墓 、十二台营子乡袁台子村墓以及北票的冯素弗墓。

南北朝时期，因地方世家大族在政治上的作用，使得文化的地域色彩日渐明显。晋室南迁之后，南方因其地理气候和社会习俗的原因，墓室多用模印砖画。北方中原地区因鲜卑族入主中原，汉晋时期旧有的葬制葬俗也在发生变化。北朝墓葬形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墓室结构的简化，东汉复杂的多室墓被长斜坡墓道单室墓取而代之。北朝后期皇室贵族墓出现了巨幅的墓道壁画，墓室中则以表现墓主夫妇宴饮出行为壁画主题。北魏分裂之后，墓室壁画大致可分为西魏－北周和东魏－北齐两个区域，东魏－北齐壁画的艺术水平较高。

北魏曾三迁其都，力微三十九年（公元258年）定都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道武帝拓跋珪天兴九年（公元398年）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孝文帝迁都洛阳。在三个建都之地，现已发掘的帝王陵都没见壁画留存，在都城周围发现的壁画墓也为数不多。

西魏、北周迁都于长安，帝王陵及贵族墓葬中较少发现壁画。陕西咸阳北周武帝的孝陵不见壁画的绘制。陕西地区发现西魏、北周壁画墓的地点有咸阳的胡家沟、底张湾及华县等地，墓葬的规格不高，壁画保存状况亦不甚理想。北周壁画墓引起学术界重视的是宁夏固原北周天和四年（公元569年）柱国大将军、大都督、原州刺史、河西公李贤墓 ，这是一座长墓道的单室墓，壁画分布在墓道和墓室中，现存的壁画没有发现表明墓主人身份的仪仗和墓主人的生活场景，只有墓道两壁的武士和墓室四壁的伎乐女侍，皆是单人独立的画面。

东魏、北齐首都邺城所在地的河北磁县，境内存有民间传说的曹操七十二疑冢，1957年考古发掘的讲武城1号墓和56号壁画墓属于其中的两座，结果证明是北齐的壁画墓。1970年代以后，磁县又先后发现了东魏、北齐皇室及贵胄的高规格墓葬，重要的如北齐骠骑大将军、赵州刺史尧峻墓，北齐文昭王高润墓，东魏茹茹公主墓，湾漳北齐大墓等。

与邺城高齐政权息息相关的山西太原，原是高欢的发迹地，北齐的第二个政治中心。这里从70年代开始也陆续发现了一批高规格的北齐壁画墓，1973年发现的定州刺史、顺阳王库狄洛墓；1979年清理发掘的右丞相、东安郡王娄叡墓；1987年在太原南郊金胜村发现的北齐后期的壁画墓；2000年太原东郊王家峰发现的北齐大将军徐显秀墓等。太原发现的壁画墓比起邺城来在规格上略低，但艺术水平却毫不逊色，可与河北磁县北齐壁画墓相争高。

东魏、北齐立国都短，文献所记关于北齐的艺术，因没有更多的实物保存流传，长期以来对其面貌的认识并不十分清楚，以磁县、太原为中心区的东魏、北齐壁画墓的系统发现，不仅填补了东魏、北齐艺术的空白，而且对于观察隋唐文物制度和艺术来源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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