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印章文字发生了多次变化，秦八体摹印汉六体缪印有明文记载，对玺印文字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宋金时期印章文字出现了重叠笔画，史称九叠篆。不过九叠篆的制度如何，名称的由来，其特征性的缠绕重叠的形体来源均尚多阙疑。 

古今玺印文字发展由钤泥封检转变为钤纸帛，印文由阴款变为阳款，印面由小变大。隋唐时代朱文印章的使用，促使了印章章法的重大变革。入宋以来，朱文印面的文字章法得到了明显的提高，由疏变密，整齐紧凑，笔画均匀，横竖笔画平直规整，有些文字笔画反复盘曲，形成笔画多叠的印文。

北宋印章使用叠篆见于史载。宋太祖乾德三年（965年）中央官署及京城改铸叠篆。《宋史·舆服志六》：“乾德三年，太祖诏重铸中书门下、枢密院、三司使印。先是，旧印五代所铸，篆刻非工。及得蜀中铸印官祝温柔，自言其祖思言，唐礼部铸印官，世习缪篆，即《汉书·艺文志》所谓‘屈曲缠绕，以模印章’者也。思言随僖宗如蜀，子孙遂为蜀人。自是，台、省、寺、监及开封府、兴元尹印，悉令温柔重改铸焉”。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琢玉皇帝六玺，也叠篆。《宋史·舆服志六》：“大观元年，又得玉工，用元丰中玉琢天子、皇帝六玺，叠篆”。

靖康之变，北宋宝玺被劫，中央官署遭到彻底毁坏，此类印玺多散失，湮没无闻，仅有零星存世。传世的“内府图书之印”诸字均缠曲反复，其中“之”字十三叠、“印”字九叠，都是特地留出空间给叠笔的。吉林舒兰征集到北宋涂金印，据说是金人劫掠之物。“中书门下之印”，中书门下为中央官署，此印也为叠篆。江苏丹阳发现的南宋爵号印“弋阳开国”，也是叠篆，其中“弋”字七叠，其他字均有叠笔。

此三印风格接近，笔画中粗，刚柔相济，“内府图书之印”尤其精美，呈现皇家风范。对于一般官印，史籍并无叠篆的记录，从各地发现的数量庞大的宋代官印看，虽然偶见叠笔，却构不成制度。例如河北昌黎出土不晚于宋太祖开宝七年（974年）的“归化左曹第一军使记”，“化”左旁叠笔，“第”下叠笔、“记”左侧的叠笔、“曹”字下“日”字变成空框内“吉”字，相反上部笔画简化了。

陕西三原县高渠乡发现北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少府监铸的“蕃落第四副指挥使朱记”，仅“第”末笔往返成叠，“蕃”字上部四画加叠，“朱”明显，也仅二叠。北宋和南宋的官印一般没有加叠。例如北宋的“雄胜第十军指挥使记”、“神卫左第一军第二指挥第二都朱记”、“神卫军右英烈第四指挥都虞侯记”。均无叠笔。杭州西湖发现的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的“宣抚处置使司随军审计司印”，没有叠笔。据此，曾广庆指出，有些文章把宋代官印统称九叠篆似为不妥。对照文献和发现的实物，宋代叠篆制度是有范围的，只限于皇帝玺印、爵位印、中央官署和京师衙署用印，少量官印中的叠笔，叠数也不多，不在于制度所定叠篆范围。

金代开始官印普遍使用叠篆。各地发现的金代官印数量不少，尤以河北省为多。所见的金代官印都是叠篆。如，承德发现的金代早期的“元帅府印”、保定征集甲申“都元帅府之印”、承德发现的“元帅监军之印”、保定发现的“元帅府监军印”，隆化发现“兴安西北等路元帅府印”、唐县发现“都统之印”、易县发现“副统之印”、怀来发现“山东路副统军之印”、岳城发现“行军万户地字之印”、平泉发现“万户往字号印”等。

金代的官印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所有官印无一例外，均有叠笔。二、每印并非每字皆叠，如“行军万户地字之印”“行军”中“印”三字和“山东路副统军之印”中“统军”“印”三字没有叠笔。三、 同样的印文叠笔并不相同。如“都统之印”，唐县发现的和内蒙古发现的叠笔并不相同。

宋金时代的叠篆制度记载很有限，特别是具体的叠篆之法，更是语焉不详。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推测叠篆字形的处理办法，至少包括四个方面：

其一，直线变曲线。通过对直线的加屈，把相对简单的线条变得复杂，使得稀疏的笔画变得茂密。这是叠篆的主要标志，所谓八叠、九叠等等均以此为准。北宋“内府图书之印”是典型的例子。“内”“之”“印”字都是在尾端伸展处加叠。“府”字中“付”中，“寸”是尾笔伸展叠笔，而“人”却是把两笔直线改成平行的曲线。可以发现一个规律，印面越大，叠得越多，字数越少，叠得越多。“元帅府印”四字，“元”字六叠、“帅”字七叠；“都元帅府印”五字，“元”字四叠、“帅”字五叠；“元帅监军之印”六字，“元”字三叠、“帅”字四叠；“元帅府监军印”六字，“元”字二叠、“帅”字三叠。

其二，单线变复线。如山东苍山兴明乡出土金末铜印，叠篆：“虎威副都尉印”。右侧凿刻“壬辰年正月春”，印钮上刻“上”字。其“印”字上部少一笔，“副”字内“田”中“十”，写成双钩“十”。

其三，改变结构。为了增加叠笔，或者便于处理叠笔，改变结构是常见的现象。如上述金代两个监军印相同，一个比较工整，一个比较粗放，两者字形、叠笔不同。其中“监”字，前者下部“皿”字似“亚”，后者似“巫”，写法不一。有的只是笔画的改变，牵动了整个结构的改变。如“元帅府监军印”中“印”字下面部分行笔方向相反，便于顺势加叠。

其四，采用减笔字。某些笔画繁多的字，没有空间可以加叠。就采用它的异体字，无论俗体或者古体，只要笔画少即可。例如金代“行军万户地字之印”中用“”字正体，而在“万户往字号印”中却用俗体字“万”，不用正体“”，用了俗体“号”。前者因为笔画繁多，没有叠笔，后者笔画变少，均有叠笔。九叠篆的叠要害在于增笔来平衡疏密，因此手段是多样化的。

宋之叠篆，虽未称为普遍的官印制度，却成为辽、西夏的官印格式。契丹文、西夏文是采用汉字形式创制的民族文字，它们与汉字关系密切，依然沿用汉字的一些制度，楷书、篆书、草书具备，印文也采用叠篆。辽之契丹文官印、如辽宁凤城发现的契丹大字印，西夏的西夏文官印，“戊辰五年印”。

如元代的八思巴文官印，如河北东光发现至元十六年中书礼部造“侍卫军副都指挥使印”。都仿造宋朝制度使用叠篆盘曲缠绕，酷似汉文。元代的汉文印使用九叠篆，文字基本与金代官印一致，可知两者的承袭关系。北宋以来，叠篆实际成为官印的象征。

官印叠篆制度在明代得到完善。成化时明陆容《菽园杂记》卷十五云：“本朝文武衙门印章，一品二品用银，三品到九品用铜，方幅大小，各有一定分寸。惟御史印比他七品衙门特小，且用铁铸，篆文皆九叠。”《明史·舆服志四》：百官印信，正一品至从九品，乃至未入流者条记，“俱直纽，九叠篆文”。又“其他文武大臣，有领敕而权重者，或给以铜关防，直纽……九叠篆文”。

又洪武二十三年，“巡安某处监察御史”，“铜印直纽，有眼，方一寸五分，厚三分，八叠篆文”。御史印用八叠之说仅见于《明史》，八叠与九叠实在难以区别，实际操作并不容易，至今也没有发现此类八叠印章，恐是仅仅在洪武年间使用，以后废除了。明代正史出现了“九叠篆”这个名称，“九叠”之“九”含义多有说辞。

万历年间沈德符《野获编·列朝二·符印之式》：臣下印信，则文武一品二品衙门，得用银造，三品以下俱用铜，惟以式之大小分高卑，两京兆虽三品，印亦银铸，则以天府重也。以上俱用九叠篆文，不知取义谓何，唐宋以来并无此篆法，盖创自本朝，意者乾元用九之意乎？ 沈德符唯知当朝，不知宋以来已经流行叠篆之法，“乾元用九”作为九叠出意纯属猜测。

按《易·乾·文言》：“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朱熹本义：“君道刚而能柔，天下无不治矣。”九叠篆柔屈盘缠，字之至柔。体现以君道之阳刚驭臣下之阴柔，所以天下大治。不过沈德符的说法，已经说明“九”不是实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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