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40年，即武帝建元元年，以中国传统纪年法干支纪年计算应称辛丑年，属汉武帝统治时期。这一年汉武帝刘彻满17岁，任命一系列官吏，开始推行新政。

中文名

公元前140年

外文名

B.C140

类别

时间

干支纪年

辛丑年

中国朝代

西汉

公元前140年西汉纪实

10月，以“建元”为年号。中国历史从此以年号纪元。帝王以年号纪元，创始于武帝。赵翼《廿二史札记》：“古无年号。至武帝始创为年号，朝野上下俱便于记载，实为万世不易之良法。”建元寓有创始之意，表明武帝就位初始即有锐意变革之壮志也。司马迁后来评论曰：“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封禅、改正朔、易服色。”赵翼认为：“武帝非初登极即建年号也。一元曰“建元”，二元以长星见曰“元光”，三元以郊得异兽曰“元狩”。是帝至元狩始建年号，从前之建元、元光乃“元狩”后重建嘉号，追记其岁年也。”武帝自建元至元封，每六年一改元。太初至征和，每四年一改元。征和四年后，但改为后元年，而无复年号，盖帝亦将终矣。

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敢谏之士。（《资本论》第3卷第780页。）汉高祖11年下“求贤诏”：“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之不交故也。今贤人已与我共平定矣，而不与我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吾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汉武帝求贤意亦仿高祖也。（贾山《至言》：“秦始皇居灭绝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无养老之义，无辅弼之士，无进谏之士。”）《东方朔传》：“武帝初即位，征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之士，待以不次方位。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冬十月，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上亲策问以古今治道，对者百余人。武帝之招贤，意在复古选贤之政也。

《资治通鉴》记武帝于本年召见董仲舒亲自策问。“广川董仲舒对曰：‘臣谨按《春秋》以观天人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灭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降怪异以惊恐之，尚不知变，而后伤败乃至。自非大无道之世，天欲尽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勉强而已。'‘道者，所由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工）具也。'天子善其对。”时董氏年已近六十岁。董氏河北广川人，生于高帝九年，以治《春秋》公羊学，孝景时征为博士。《汉书·匈奴传》称董仲舒亲见四世（高帝、文帝、景帝、武帝）之事。

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韩、苏、张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制曰“可”。除儒学外，贬黜诸家不用其为从。政致仕之术。自此令始，学百家言者只能为杂家立说，不能作求仕之道。此即“独尚儒术”之意。但并非灭废百家或不许民间研习百家也。国家官方之主流意识形态与民间非正统意识形态之区别，亦由此为始。

初征以公孙弘为博士，董仲舒为江都相，严助为中大夫。至此武帝乃一改汉初之宗黄老轻儒政策《史记·黥布传》记：高祖语随何，“为天下安事腐儒？”郦食其传记“高祖好溺儒冠。”陆贾传记“陆生时好前称说诗书，高祖骂曰：乃公马上得之，安事诗书？”汉书儒林传记“孝文本好形名之言。及至景帝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博士具官，未有进者。”

举行皇帝大婚大典，册立陈阿娇为皇后。

2月，行三铢钱。

夏4月行新政。诏立学校之官。

5月，诏修雍之祠，开立乐府，征各国及民间乐曲入礼部。《汉书》卷二二：“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赦吴楚七国奴输在官为隶者。

6月，奉窦太后命，免丞相卫绾，退老归。荀悦《汉纪》：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举贤良方正。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刑名纵横之术，徒乱国政，罢之。”春三月，赦天下，赐民爵一级。民年八十年二算，九十复甲卒。行三铢钱。

夏四月，诏：民九十年已上复子若孙，令奉供养。

五月，诏修山川之祀。

以窦婴为丞相，田蚡为太尉。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遂欲全面推行新制及儒家政治。

以桑弘羊为侍中，入宫主司财计，时年仅13岁。《食货志》：“弘羊，洛阳贾人之子。以善心计，年十三傅中。”洛阳乃周公所建居殷贵族之名城，在汉代亦为通都大邑。“东贾齐鲁，南贾梁楚”，商业最为发达。吕不韦失相后曾谪居洛阳。贾谊亦出身“洛阳少年”。

秋7月，诏罢苑马以赐贫民。

议设立明堂，以朝诸侯。为此征询百官及博士议。然皆不明古之明堂礼制，乃遣使征鲁申公。申公，宿儒，曾从学于荀子。通明堂、巡狩、改历、服色从古制。申公乃赵绾、王臧之师也。立明堂之制，欲以订诸侯朝觐之礼。盖武帝登基年少，诸侯王或为叔，或为从兄、兄长，蔑其年少而不尊。建明堂朝觐之制，序上下尊卑之礼，有尊隆王权之作用。因之，要不要立明堂，此遂成为当时政治斗争之一大焦点。

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

是年，内史宁成得罪下狱。旋逃去，在乡租陂田数千顷，役使贫民数千家。数年，积资数千万。

公元前140年西方大事

1.公元前140年,波斯东部人民在西徐亚南部的帕提亚国王米特拉达特一世领导下,摆脱了希腊人建立的塞琉古王国的统治而独立。塞琉古王国联合中亚的塞种人反扑,一度将独立运动镇压了下去。

2.海盗“peirato”一词在大概公元前140年被古罗马的史学家波利比奥斯第一次使用。希腊著名史学家布鲁达克在公元100年左右给海盗下了最早的明确定义：非法攻击船只以及沿海城市的人。

3.罗马剧作家阿克齐乌斯，一生主要在罗马度过，到过雅典和小亚细亚。他写过40多部悲剧，第一部剧本于公元前140年演出。

4.贝鲁特被焚毁。贝鲁特，黎巴嫩首都，经济和文化中心，地中海东岸最大港市。位于海岸中部一个三角形小半岛上，傍圣乔治湾，背靠黎巴嫩山，港口可容大型海轮。长期为西亚中部地区的西方门户。气候温暖，年平均气温21℃，年较差小，冬季多雨。始建于公元前15世纪，是腓尼基的一个重要港口。公元前140年被大火焚毁。

公元前140年通鉴记载

世宗孝武皇帝上之上建元元年（辛丑，公元前一四零年）

冬，十月，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上亲策问以古今治道，对者百馀人。广川董仲舒对曰：“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政乱国危者甚众；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灭也。夫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繇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敝，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粲然复兴，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

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故治乱废兴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悖谬，失其统也。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贱不得致也。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势，又有能致之资；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爱民而好士，可谓谊主矣。然而天地未应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痒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示败也。秦灭先圣之道，为苟且之治，故立十四年而亡，其遗毒馀烈至今未灭，习俗薄恶，人民嚣顽，抵冒殊扞，熟烂如此之甚者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

“臣闻圣王之治天下也，少则习之学，长则材诸位，爵禄以养其德，刑罚以威其恶，故民晓于礼谊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谊，平残贼，周公作礼乐以文之；至于成、康之隆，囹圄空虚四十馀年。此亦教化之渐而仁谊之流，非独伤肌肤之效也。至秦则不然，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诛名而不察实，为善者不必免而犯恶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饰虚辞而不顾实，外有事君之礼，内有背上之心，造伪饰诈，趋利无耻，是以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今陛下并有天下，莫不率服，而功不加于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于它，在乎加之意而已。’愿陛下因用所闻，设诚于内而致行之，则三王何异哉！

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虖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师帅不贤，则主德不宣，恩泽不流。今吏既亡教训于下，或不承用王上之法，暴虐百姓，与奸为市，贫穷孤弱，冤苦失职，甚不称陛下之意；是以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皆长吏不明使至于此也！

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且古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为差，非谓积日累久也；故小材虽累日，不离于小官，贤材虽未久，不害为辅佐，是以有司竭力尽知，务治其业而以赴功。今则不然，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贸乱，贤不肖浑肴，未得其真。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夫如是，诸吏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遍得天下之贤人，则三王之盛易为，而尧、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则廉耻殊路，贤不肖异处矣！

“臣闻众少成多，积小致巨，故圣人莫不以暗致明，以微致显；是以尧发于诸侯，舜兴虖深山，非一日而显也，盖有渐以致之矣。言出于己，不可塞也；行发于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故尽小者大，慎微者著；积善在身，犹长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积恶在身，犹火销膏而人不见也；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纣之可为悼惧者也。

夫乐而不乱，复而不厌者，谓之道。道者，万世亡敝；敝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处，故政有眊而不行，举其偏者以补其敝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将以救溢扶衰，所遭之变然也。故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其馀尽循尧道，何更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继之救当用此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于虞，而独不言所损益者，其道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敝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损益也。繇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

“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共是天下，以古准今，壹何不相逮之远也！安所缪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于古之道与，有所诡于天之理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虖！此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也。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民日削月朘，浸以大穷。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民不乐生，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视效，远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近者视而放之，远者望而效之，岂可以居贤人之位而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负且乘，致寇至。’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患祸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当君子之行，则舍公仪休之相鲁，无可为者矣。“《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天子善其对，以仲舒为江都相。会稽庄助亦以贤良对策，天子擢为中大夫。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韩、苏、张之言乱国政者，请皆罢。”奏可。董仲舒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者皆师尊之。及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骄，好勇。仲舒以礼匡正，王敬重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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