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举时代，舞弊手段非常多样，主要有夹带、代考、传递、冒籍和通关节等。这些舞弊形式又衍生放鸽子、点爆竹、扔石头、从屋顶传递等形式。从这些舞弊形式来看，考生们为了突破严密的科举制度而“走捷径”，真是竭尽所能，手段花样百出。这也表明科举及第对于古代读书人有着巨大的诱惑力，让他们敢于铤而走险，不惜以身试法。

尽管舞弊手段非常多样，但是由于科举制度有着防范作弊的严密制度，考生必须要与考官、考场工作人员勾结起来，做到考场内外相互配合才能舞弊成功。正因为这样，在被查处的科场舞弊案中，涉案的考官和考场工作人员大多是主犯，他们或者利用职权卖录取名额，或者与考生通关节舞弊，完全置科举考试的相关法律而不顾，影响极为恶劣，当然，等待他们的则是灭顶之灾。

清朝第一起科场舞弊案就是由考官大肆卖关节引发的。顺治十四年（1657年）顺天乡试前，同考官李振邺为了讨小妾的欢心，与张汉沆瀣一气，公开卖关节。然而，大肆收人钱财的李振邺并没有帮已经买了关节的考生考上，因此被人举报。这次乡试同考官中，除了李振邺之外，还有同考官张我朴、郭濬等人也徇私舞弊。案发之后，顺治皇帝认为这是李振邺、张我朴等汉族官员欺负满族官员不懂科举，于是大开杀戒，将李振邺、张我朴等人处以斩立决。

而康熙五十年（1711年）江南乡试舞弊案，则是清朝涉案金额最大的舞弊案。副主考官赵晋、同考官方名、王曰俞、陈天立与盐商子弟程光奎、吴泌等人串通，大肆收受贿赂，涉案金额之巨令人乍舌。

不仅如此，江南地区的地方大员，如两江总督噶礼、江苏巡抚张伯行、前任安徽巡抚叶九思、安徽布政使马逸姿等人几乎都卷入到这起科场大案之中，或者是他们自己，或者他们的下属与考官、考生串通作弊，让案情显得异常复杂。康熙皇帝两次派钦差大臣前往调查审理，最后由朝廷九卿进行会审，将副主考官赵晋、同考官方名、王曰俞等人判处死刑，两江总督噶礼革职。这是一起典型的考官与考生通关节舞弊的科场大案。

不仅乡试出现考官徇私舞弊的情况，童试也不例外。雍正十一年（1733年），俞鸿图以河南学政的身份主持许州院试的时候，与临颍知县贾泽汉串通，发动下属、油店的老板等在许州城里大肆兜售秀才名额，一共有47个考生买了秀才名额，俞鸿图因此获得了大把银子并将其寄回北京的家里。事发之后，雍正皇帝雷霆震怒，让他落了个身首异处的下场。

在考官之外，有的考场工作人员也利用职务之便，与考生串通舞弊。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土司岑宜栋的儿子岑照参加广西乡试前，与知州叶道和串通舞弊。叶道和利用担任考场提调官的便利，把自己的随从曾兴和师爷曹文藻带进考场，由曹文藻充当枪手，帮岑照代写答卷，曾兴则利用送食物的机会，把曹文藻写的答卷粘在碗底传递给岑照，岑照因此高中广西乡试第一名。这起科场案的舞弊手法非常隐蔽，很难被发现。如果不是巡抚孙士毅之前就知道岑照的水平不怎么样，岑照还真的就会顺利地成为这一科的解元。

与岑照请人在考场内代考不同，嘉庆三年（1789年）湖南乡试前，考生傅晋贤买通考场工作人员樊顺承，樊顺承又串通了考场内的其他工作人员，把被主考官定为第一名的彭珴的试卷换成傅晋贤的，傅晋贤因此考中第一名解元，这种偷梁换柱的换卷手法被形象地称为叫“活切头”、“剥皮鬼”。在岳麓书院院长罗典的坚持下，案件终于被查处，傅晋贤和樊顺承被分别判处绞立决和斩立决。

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在科举时代，绝大多数的考官是能公正选材的，徇私舞弊者毕竟是极少数。有的科场舞弊案就是因为考官严格监考，让不法考生无从下手。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顺天八旗子弟院试前，参加这次考试的八旗子弟事先已经计划好，要用点爆竹、放鸽子等方式传递答案。但是，直隶学政、主考官庄存与严格监考，让他们的计划都泡汤了。最后，这些任性的八旗子弟大闹考场以发泄不满。乾隆皇帝则在严惩这些八旗子弟的同时，对庄存与进行表彰。

在科场舞弊案中，还有一类案件比较突出，就是考生的父亲、祖父千方百计帮助儿孙舞弊，希望他们能早日金榜题名，但结果往往事与愿违，甚至以家破人亡告终。

出生在江苏海门县的张謇在父亲的安排下，过继到如皋，以如皋考生的身份冒籍报考，并且如愿考中秀才。事后，帮助他冒籍的人以保守秘密为借口，不断地敲诈他父亲，让他们几乎倾家荡产，不堪忍受其折磨的张謇最后不得不向官府自首。他父亲的良苦用心反而给张謇和他的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与张謇父亲类似，希望帮儿子走捷径的还有鲁迅的爷爷周福清。在光绪十九年（1893年）浙江乡试前，为让自己的儿子周用吉早日考上举人，他铤而走险，去贿赂主考官殷如璋，结果事情败露，周福清被朝廷以行贿考官通关节的罪名判处“斩监候，秋后处决”。儿子周用吉不但被革掉秀才，而且在案发之后的第三年病死在家中。这起案件确实让原本是“小康”的周家坠入“困顿”，甚至家破人亡，这在幼年鲁迅的心灵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张謇的父亲、鲁迅的爷爷周福清的行为确实是舞弊，因此他们得到惩罚是罪有应得。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与其他父母一样，他们也是望子成龙心切，才会如此冒险的。我们在认为他们罪有应得的同时，也会发出“可怜天下父母心”的叹息。

读完这些科场舞弊案，也许有人会得出“科举腐败至极”、“科举舞弊丛生”，甚至认为这可能就是科举最终被废止的主要原因。那么，我们该怎么看待科举舞弊呢？

尽管我们不能否认舞弊对科举的公正性确实有损害，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科举选拔功能的正常发挥。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夸大科举舞弊的严重程度，更不能夸大其对科举公正、公平的消极影响。从总体上而言，科举仍然是公正、公平的文官考试制度，仍然没有辜负北宋大文豪欧阳修给它的“至公之制”的评价。

大家之所以得出科举舞弊非常严重的结论，我感觉这可能是对科举认识不全面的原因造成的：

首先，由于在有关科举的文献中，舞弊相关的文献占有相当的分量，翻阅科举文献，确实可以读到比较多关于舞弊的文献。其实，这类文献之所以会比较多，与科举文献的记载方式密切相关。古代与现在考试都一样，哪个考场一旦出现了舞弊，监考人员必须进行详细的记录，并且将记录上报有关部门。然后由有关部门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给予相应的处理意见。如果是科场案，还需要立案调查，并且对涉案人员作出判决。在这些环节中，必然会产生大量的各类文献，这些文献都是需要保存的。而没有出现舞弊行为的考场，只要写上“正常”就可以了，也不要上报，更没有文献进行记载。

其结果是，在同一次考试中，尽管舞弊考场的数量非常少，但是记载的文献却非常多，而没有出现舞弊的考场是绝大多数，记载的文献却非常少，记载两种情况的文献的比例存在明显失衡的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舞弊的文献材料越来越多，在1300年的科举历史上累积的材料用堆积如山来形容毫不为过。这样，当我们现在再去阅读科举文献的时候，确实可以看到大量关于舞弊的记载，这就容易让人形成科举舞弊非常严重的错觉。

其次，尽管科场舞弊大案历代都有发生，但是从时间上来看，在科举1300年的发展历程中，绝大多数年份科举考试是正常进行的，真正出现科场案的次数不超过30次，应该说发案的频率是相当低的。

不仅如此，从空间上来看，由于科举考试是层级考试，在全国各地设立考点，历代各地设立的考点累计起来数以万计，因此发生舞弊的考点数是衡量科举舞弊程度严重与否的重要指标。以清代乡试为例，清代乡试在各省贡院举行，在光绪元年（1875年）之前是16个考场，之后增加甘肃贡院，为17个考场。清代举行科举考试112次，我们以16个考场来计算，不考虑各地停科等特殊情况，清代各省贡院举行的乡试就多达1792场。然而，在清代乡试中真正能构成科场大案的仅有9起，仅占总场次的0.5%，发案的比例是相当低的。

最后，即便是出现科场案，大多数统治者都会积极面对，甚至不惜以严刑峻法来惩处违法作弊的考官、考生及其他相关的涉案人员，这既是他们捍卫科举公正性决心的表现，也可以看作是完善科举制度的努力。

因此，无论是从科举舞弊发生的次数，还是从统治者维护科举公正性的决心和措施来看，舞弊对科举公正性的损害都是比较有限的，对于科举的人才选拔功能的影响也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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