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同治、光绪年间，在浙江省余杭县所发生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是耸动朝野的一桩公案。此案历经县、府、省和钦差大臣多次会审，杨乃武与毕秀姑（人们也叫她”小白菜”）被严刑逼供，饱受皮肉之苦，屈供早有奸情，合谋毒杀毕秀姑之夫葛品连，分别被处斩立决和凌迟，几成铁案。

几经周折，后经杨乃武之姐杨淑英二次京控，时逾三年，惊动了两宫太后，下令刑部候审，经开棺验尸，冤情大白，平反昭雪，杨、毕二人被无罪释放。案中渎职和失察官吏，自封疆大员以下，数十人受到处分，成为轰动一时的奇案。

杨乃武是浙江余杭县人氏，祖辈养蚕为业，日子过得殷实，他20岁中了秀才，30岁岁出头又中了举人，所以，杨家在本县很有名气。杨乃武生性耿直，好抱不平，爱为受冤百姓写个状子，又常常写打油诗张贴墙上讽刺贪官污史，惹得县官胥吏个个见他生厌。

浙江省余抗县城里有一个豆腐店的伙计葛品连，在清朝同治十一年（1872年）三月娶毕家女儿（因爱穿白色的裙子，人们也叫她”小白菜”）为妻。婚后正苦于没有合适住房，恰巧杨乃武因妻子去世，有余屋一间准备出租，于是他前往接洽。经商议妥当，彼此满意，当年四月夫妻二人搬入。

杨、葛两家比邻相居，经常往来，素无避忌。到了七、八月间，葛品连下工回家，曾见杨乃武与其妻葛毕氏同桌共食。因杨丧偶独居，葛便心生疑窦，多次躲在门外檐下，暗中偷听。可是，除了听到杨乃武教葛毕氏读书诵经之外，既未发现耍笑，更没抓获奸私。但他疑虑不解，便向母亲葛喻氏诉说。葛喻氏也曾见过杨乃武与儿媳同坐，便添枝加叶，大加宣扬，以至于流言四起，议论纷纷。

第二年六月，杨乃武提出增加房租，葛品连疑团依然未解，便乘此机会听从母亲劝告，索性迁居避嫌。葛家搬到王心培隔壁，王心培早闻传言，便留心观察，未发现杨乃武与葛毕氏再有往来。但是，葛品连旧念仍在，耿耿于怀，经常借故打骂妻子，弄得葛毕氏寻死觅活，最严重的一次把头发都剪了扬言要去出家。

同治十二年（1873年）十月初七日，患了流火疯症的葛品连身发寒热，双膝红肿。葛毕氏劝他找人替工，他执意不肯。捱了两天，到初九那天，葛品连由店回家，浑身发抖，步履艰难；半路上买吃粉团，当即呕吐；走近家门时，不料又复呕吐，而且双手抱肩，面色铁青。

进了家门，葛品连倒头便睡，让妻子给盖上两床棉被，依然觉得冷，并说连日体弱气虚，需服用东洋参桂圆汤，令葛毕氏拿钱一千文托人去买。不久，岳母毕王氏赶来探询，见他怕冷呕吐，卧病在床，旋即返家。忽然，葛毕氏听丈夫喉头作响，急忙上前察看。见葛品连口吐白沫，言语不得，葛毕氏大惊失色，高声喊叫。邻居王心培闻声而至，觉得情况危急，遂把葛品连的母亲葛喻氏、岳母毕王氏一起请来。

又请医延治，诊断为痧症，救治无效，葛品连于十月初十上午死去。葛喻氏为儿子换穿衣服，查看尸身，毫无反常现象，也说是痧胀致死。

当时虽已入秋，但南方天气尚热；葛品连身躯肥胖，不久尸体就开始腐败，口鼻中流出少量淡红色的水。他的干娘冯许氏便扬言：“死得突然，尸身怪异，事情可疑！”葛喻氏听后也觉有理，又看到死者面部发青，于是就想到可能是中毒，便再三盘问儿媳，葛毕氏一口断言绝无其他缘故。葛喻氏身为婆母，平时就不满儿媳的行止，此时又怀疑她谋杀亲夫，便以儿子身死不明为由，求人代写诉状，送到县衙，喊冤请验。

知县刘锡彤早就对杨乃武有看法，闻告后，怀疑杨乃武与毕秀姑谋毒，亲率衙役，仵作前往验尸。当刘锡彤去验尸时，尸体腐变加剧，躯体膨胀，上身皮肤乏青，问杂红紫色块，腹部有几个疤疹。

两个验尸官也辨识不清，把指甲灰暗写成指甲青黑，口鼻出血则写成七孔流血。接着两人又用银针探刺死尸喉部，发现颜色变暗，验尸官沈祥说是中了烟毒，另一验尸官沈彩泉却说是砒霜中毒。他们各自固执己见而争论不休，竟忘了再用皂角水擦洗银针，重新再试，就含含糊糊的报了个”服毒身亡”。

刘知县一听”中毒”二字，心中暗忖：“果不出我所料。”立刻当场讯问邻居。可讯问了半天，仍然一无所获，于是把小白菜葛毕氏当作重要嫌疑犯带到了衙门。小白菜一进巍森森的公堂，就吓得六神无主，当知县审问她时，她只是呜咽的连声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刘锡彤认定淫妇狡诈，喝令用刑。衙役拿了拶指，将小白菜的纤纤细指紧紧套上，狠命一拉绳索，十指连心，把小白菜痛得昏死过去。可怜纤弱女子，怎能忍受如此酷刑？只好咬牙屈招，在知县的诱导下，说是与杨乃武久有私情，未曾间断，杨乃武于十月初五拿来砒霜，叫她下毒。

杨乃武被无缘无故地传讯到了衙门。他心中无鬼自然一点也不害怕。待到知县令他从实招出谋杀罪行时，他才知自己平白受诬。杨乃武不等知县把话说完就勃然大怒，这种无中生有的罪名谁能平心静气地接受呢？

他痛斥刘锡彤昏庸无能，陷害无辜。刘锡彤愠恼异常，却不动声色，只将小白菜的口供递给他看。杨乃武扫了一眼，便知是屈打成招，还是一口否认。

刘锡彤横目冷视，看他态度强硬。联想到杨乃武平时妄自清高，目中无人，时不时为了些许民事，大闹公堂，给堂堂知县带来难堪，不由轻轻哼了一声，心底里说：“今日你案事犯在我的手里，还怕我不收拾了你！”然后喊了一声”退堂”。回头去写报告，请求上台革去杨乃武功名并将验尸结果和审讯情况详报杭州府。

杭州知府陈鲁听信知县之言，对杨乃武滥施酷刑，一文弱书生怎么能经得起那么折磨，最后，杨乃武想，就是不认罪，他们也不会放过自己，所幸就承担下了罪名，只求少受些刑罚。他编言说是初三日以毒鼠为名，在仓前钱宝生药铺买红砒四十文，交给了葛毕氏。

为补齐钱宝生卖砒的旁证材料，刘锡彤回余杭传讯钱宝生核查，钱宝生供称自己名唤钱坦，没有用过钱宝生的名字，爱仁堂是小药铺，没有卖过砒霜。县衙师爷陈湖对钱宝生威胁利诱，又请任县衙训导的仓前人章浚写信给钱宝生，嘱咐他大胆承认，决不拖累，如不承认，有杨乃武供词为凭，要加重治罪。钱宝生怕自己平白受到连累，才作了伪证，出具卖砒文书。

杭州知府陈鲁见三证已齐，上报浙江巡抚杨昌睿。杨昌睿认为案情确实，依原拟”谋夫夺妇”罪断结，上报刑部批复执行。

刑部复核已是同治十三年（1874年）。这期间，杨乃武的姐姐叶杨氏和续弦詹杨氏都曾托人赴京申诉。杨昌浚受了朝廷之命又二次派人查讯，两个被告也曾见到一线希望而双双翻案，但因证人们厌烦官司牵连，害怕再招惹是非，一个个再也不改口了，所以翻案没有成功。

倒是杨乃武聪明，想出一个洗刷自己的妙计，竟捏造了两个情节：一是八月十四在葛家调笑小白菜的不是自己，而是另一个人何春芳：一是刘锡彤的儿子刘子翰派人向杨乃武勒索，来达到目的，郎串通其父，存心陷害。这就使得案情节外生枝，更加复杂，一时成为悬案。

光绪元年（1875年）四月，给事中王书瑞上奏，指斥杨昌浚复查大案故意马虎从事，不加深究，慈禧看了，即派学政胡瑞澜审办。

杨乃武再次受审，陈诉时又提及上述捏造之事，胡瑞澜审出其中假伪，就把杨乃武所有翻案供述全部看作谎言，遂对犯人日夜熬审。两个被告在重重酷刑之下，再度诬服。

十月十八日给事中边宝泉又上一奏，参劾胡瑞澜与杨昌浚关系密切，复查时”中存偏袒”，还揭示了官场中官官相卫的积弊。不久，又有浙江籍几十名京官联名奏章，指出”复审疑狱，迹迹回护”，要求刑部直接作出详细的查证。

当时，清廷内部勾心斗角，在朝官员互相倾轧。出了这样一件大案，自然成了大作文章的依据。西太后久欲除去一批官吏，以巩固自己的至高权力，因此借题发挥，把一批官吏革职查办。

于是，刑部尚书皂保接到谕旨，决定亲自受理。这个经验丰富的老臣仔细阅览案卷，深加分析推研后就发现该案有许多疑结之处。他寻思：若是两人旧情未绝，必有来往，王心培是他们的近邻却为何从未发现？葛品连要是被毒杀，则死时必有迹象，为什么当时不告，而要到两天后才告？为何又不让钱宝生这个出卖红砒的关键人物和杨乃武对质？而草草录个证言就将钱宝生立即释放。

皂保带着这几个问题，对已解押到京的一切与案事有关的人员一一详加审讯，又查出验尸宫验尸时草率从事，钱宝生伪证等等证据不实现象。于是整个案子逐渐明朗清晰起来。但葛品连到底是否被毒死，还要看重新验尸的结果才能作出决定。

光绪二年（1876）十二月初七，经朝廷批准，从余杭远程运到的葛品连尸棺在朝阳门外的海会寺前当众打开。在皂保监视之下，由刑部指定老练的验尸官重新复验。复验结果；尸骨颜色黄白，毫无中毒迹象。

至此，这个历时3年的千古奇案才真正大白天下。结果，浙江巡抚杨昌溶、浙江学政胡瑞澜、杭州知府陈鲁、宁波知府边葆诫、嘉兴知县罗子森及其他一批有关的大小官吏纷纷丢官而去。余杭知县刘锡彤不仅革走官职，而且发配黑龙江，不准收赎。其余，余杭仵作沈详被杖打八十，判刑二年；余杭衙役沈彩泉被杖责一百，流放二千里；葛喻氏被杖责一百，徒刑四年；凡作伪证的也都各担罪责，分别受了罚。

杨乃武九死一生，逃过斧钺之祸，但饱受酷刑，体无完肤，创伤累累，几成残疾，家产荡然而尽，生计艰难。曾一度赴上海《申报》做事，不久返乡，以种桑养蚕为业，至1914年9月去世，终年74岁。小白菜回乡后因无亲友依靠，万念俱灰，在余杭南门外石门塘准提庵为尼，法名慧定。民国10年（1930）圆寂，年7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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