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一定都比较好奇，古人的讲话方式。现如今我们能看到的古文，基本上全部都是文言文，如果对文言文不够特别了解，可能理解起来就会比较困难，很多时候都会解释出不一样的意思。但是文言文难道就真的是古人正常的讲话方式吗?古人平常说话到底用的是什么，难道真的都是像古书上记载的那些“之乎者也”一样地交流吗?

文言文的原意不是“古代的语言文字”，而是“正规和书面场合使用的语言文字”。

正因为如此，自先秦至当代，适合“文言”使用的范畴，如法律和政府行政命令、比较雅驯的书函和学术著作，实际上使用的还是“文言文”，只是减少了“之乎者也”的使用(但也比白话文用得多得多，比如“之”这个字在白话和口语中几乎已经不用了，而上述使用场合即便当代文字也不难看到这个字)。

今天我们常见的各种文书，其实仍然普遍使用浅近一点的文言文来书写，有些特别讲究的文字，如前些日子媒体刊登的、关于处理某违纪官员的“全不落实、处处违反”，和诸如“时时铭记、事事坚持、处处上心”等指示文件，所使用的其实就是“文言”，只是尽量减少了文言虚词的使用，这个是和五四后的潮流一脉相承的。当前中国中小学教育加大文言比例，做法虽然可以商榷，但其初衷并非“恢复死的语言”，而是增加人们对这种“活的、但适用范围局限于正规和书面场合的语言”之掌握、了解和应用能力。

和文言文相对的则是白话文，而不是“现代文”，白话文历朝历代变化很大，地域差别也大，而不像文言文变化相对不大。《史记.陈涉世家》中陈涉同伴所说“伙颐，涉之为王也沉沉哉”，到了南北朝时不加注释就看不懂了，且这种楚地土白在当时的关中人听来也宛如外语，而项羽那句文言化的“彼可取而代之”即便不加任何注释，今天的中国人也一看就懂。距今两千多年的文言语录《论语》并不难懂，但距今不过百年的吴语白话小说《海上花列传》你们试试读一下看?

五四的白话文运动，其目的主要是杜绝文言文在不适合的白话场合滥用，以及推动文言文表达更大众化，当然，在特定的时代有矫枉过正之嫌，文言文在其特定的、适合的范围仍然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强大生命力。

正因为文言文是“文言”，因此即便古人说话(白话)也不是这样，而是用“古代的白话文”，期间的区别么，不妨去看看小说吧——同样是清代前期小说，《阅微草堂笔记》用了标准文言，《聊斋志异》用了通俗文言，《儿女英雄传》用了白话，三者的区别一目了然。

古人说话，一定不是文言文。我个人感觉，之所以会出现文言文，一个方面是文化人显得比老百姓有身份，另一个方面是文言文比较简洁，过去在竹子上刻字很麻烦，尽可能少刻字，所以文言文生命力很强。

我举个例子来说明，为什么古代人说话不是文言文。

汉成帝刘骜四十多岁了，还没儿子，当时与他血缘关系最近的只有两个，一个是弟弟中山王(首府卢奴，河北省定州市)刘兴，另一个是侄子定陶王(首府定陶，山东省定陶县)刘欣，他打算从两人中选一个继承帝位。

前9年，刘兴和刘欣到长安朝见。刘兴只带了亲王师傅，而刘欣则把亲王师傅、封国宰相和中尉(宰相主行政，中尉主军政)都带来了。成帝刘骜就问刘欣，带这么多高官过来干嘛。刘欣从容回答，大汉法令规定，诸侯王朝见天子，可以由封国中官秩在二千石的官员陪同，而师傅、国相和中尉都是二千石的官员，因此带来。刘骜觉得刘欣回答很得体，就有心再考一考他，让他背诵《诗经》，结果，刘欣不但当当当背得很熟，而且解释得也头头是道。刘骜心下甚喜。

可见，汉代人如果没有人解释，连《诗经》都看不懂，实际上，《诗经》在文言文里还是相对简单的。这个小故事可以反映出，古代人的口语和文字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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