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曾国藩,相信了解过历史的小伙伴们都不会太陌生了,他是我国晚清时期的名臣,是我国近代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战略家以及理学家。同时他也是当年湘军的创立者以及湘军的统帅。咸丰八年(1858年)七月,奉咸丰谕旨二度出山的曾国藩,脱胎换骨,大局观极佳。此时的曾国藩再不是片面理解祖父遗训“男儿以懦弱无刚为耻”的蛮倔之人,沉浮挫折让他懂得了”大柔非柔,至刚无刚“的深意,再入官场,他是一派”知其雄,守其雌“的逢迎做派。
但在战略审视上,处处柔软逢迎的曾国藩却是另一番格局,不仅看得准,而且立得定。
在他看来,咸丰坚持的由浙江东进的进剿之策是只顾眼前、未见大势的妄想之举,而由安徽西进,攻占安庆,从长江上游建瓴而下,才是审度大势的决胜之道。
英雄所见略同。
湘军另一大佬胡林翼甚为赞同曾国藩西进安徽的进剿之策。
然而就在两位湘军大佬谋划向安徽用兵时,因天京内讧濒死的太平天国却突然爆发出了惊人的战力,陈玉成、李秀成两位天才将领联手一举攻破了清军的江北大营,进而又在三河镇全歼了湘军精锐、悍将李续宾所部。
曾国藩弟弟曾国华也在三河镇惨败中阵亡。
但在这二度出山当头一棒喝下,曾国藩却丝毫没有动摇西进安徽的决心,相反他是越挫越坚定。
为此,他特意给咸丰上奏折:”自洪、杨内乱,镇江克复,金陵逆首凶焰久衰,徒以陈玉成往来江北,勾结捻匪,庐州、浦口、三河等处,迭挫我师,遂令皖北糜烂日广,江南之贼粮不绝。“
曾国藩给咸丰打气,只要攻陷安庆,消灭陈玉成主力,攻克金陵就是时间问题。
咸丰最终批准了曾国藩围攻安庆的计划。
但顺着当时的局势朝深了看,咸丰批准这个计划并不代表他认同曾国藩的战略。此时的咸丰正寄希望于表面上很有声势的江南大营,所以曾国藩在他眼中仅仅是个配角。
配角执意要去卖命,老板当然不会阻拦,对曾国藩而言,这其实是另一种”事成无大赏,事败定问罪“的冷遇。
不客气地讲,成大事的艰难曲折路上,这是一种常态,很考验最终能成大事者的韧性和审度大势的气魄和定力。
简单说,在成大事的道路上,越不被看好,越要敢于坚信自己的见识,一往无前。
当时的曾国藩、胡林翼就是这样。两位大佬并没有因为三河镇惨败去怀疑湘军的真正实力,相反他们拿一时受挫的湘军和一时得势的江南大营做了一番对比,最终他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江南大营内部朽坏不堪必成笑话,湘军才是匡扶社稷的天下兵将。
落到一往无前的行动上,胡林翼对曾国藩说的一句话相当提劲,他说”东南成功尚早,我辈当自行其志,不睬他人!”
如此,被誉为曾国藩命运之战的围攻安庆正式拉开了大幕。
曾国藩打仗,一生不贪小利,不求奇谋,从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
对此,他有句很值得深究的话——“以静制动,反客为主。”
该怎么理解这句话呢?
曾国藩曾形象地解释说:”两人持矛格斗,先动手戳第一下者是客,后动手即格开而戮者为主。客气先盛而后衰,主气先微而后壮。故用兵者喜为主,不喜作为客。“
具体到攻城掠地上,守城者即是主,攻城者便为客。
怎么才能做到”以静制动,反客为主“?
曾国藩的不二做法是”结硬寨,打呆仗“,每到一地先狂挖长壕,结好营盘,不浪战,专等城中受困之敌主动来攻,只要对方出城先攻,那结寨迎击的湘军就是反客为主。
纵观历史,走进现实,攻城与制人是一回事,曾国藩的这套心法其实是”后发制人“的秘诀,不求速胜,但求稳赢。
说的再形象点,甭管实力强否,曾国藩从来不跟对手玩猛虎下山,只玩巨蟒缠身。
因为始终坚守这样一套打法,所以曾国藩攻城第一步总是先拔外围钉子,为围城做准备。
当时,要围攻安庆,首先要拔除的外围便是安徽的太湖,这一次完成攻坚的是哪位悍将呢?
湘军中有”多龙鲍虎“之誉的多隆阿、鲍超。
鲍超在湘军中的名气很大,多隆阿因为是满人很多时候被忽略掉了,其实在决定曾国藩命运的安庆大战中,最能打,立下最显赫战功的是多隆阿。
安徽太湖一战,多隆阿是主将,一战击毙太平军两万余人。
聊到这里,安庆大战,各路英雄豪杰皆大放异彩的味道便要慢慢出来了。
安庆之战之所以够得上曾国藩的命运之战,那是因为它的战略意图十分宏大,不仅要得一城,占一战略要地,而且还要借此消灭陈玉成的主力大军,甚至有借一城与陈玉成决战的意思。
提出如此宏大构想的不是别人,正是比曾国藩更有豪杰气概的胡林翼。
按胡林翼的手笔,此次湘军围攻安庆,是一支围城,多支打援。
很显然,打援比围城更难,也更凶险。
曾国藩和胡林翼最终是如何选将的呢?
两位湘军大佬最终决定,由曾国荃负责围城,由多隆阿负责打援。
说到这大家伙应该明白了,为什么说安庆大战立下最显赫战功的是多隆阿。此人在打援恶战中数次与陈玉成大军激战,无论是智,还是勇,陈玉成皆没讨到便宜,始终没能突破打援防线,和安庆守军里应外合。
几乎可以这么说,是多隆阿的智战、血战最终成就了曾国荃攻克安庆的威名。
安庆大战之所以恢弘壮烈,除了战略意义非比寻常,双方悍将尽出,战场外的各种博弈更是惊心动魄,浓云压顶。
咸丰十年,东南宏观战局可谓是瞬息万变。
这一年是咸丰的三十大寿,为了博取好兆头,一开年,江南大营便攻占了战略要地江心九洑洲。然后就在朝廷上下一致认为捣穴擒贼就在眼前时,太平天国总理朝政的干王洪仁玕联合陈玉成、李秀成,又一次祭出了”围魏救赵“的逆转大计。
此计直击咸丰不愿丢掉江浙财赋重地的要命心理,李秀成先是率大军围攻杭州,待调出江南大营援兵后,一个回马枪,江南大营便在他和陈玉成的合力围攻下灰飞烟灭了。
咸丰原以为在而立大寿之年能平定东南,不料看到的却是自己战略构想的总破产。
然而对曾国藩而言,咸丰的破产、江南大营的崩溃却是他坚持己见后的海阔天空,时之大运。这时候,唯有依靠湘军稳固江山的咸丰再无法藐视曾国藩。
但因为对曾国藩始终存在偏见,已无其他大子可选的咸丰却依然不想把主持东南的实权授给曾国藩。
就在这个时候,不久被慈禧灭掉的肃顺做了件让清廷铭记的英明大事,他一针见血地对咸丰说:”满人胡涂不通,不能为国家出力,惟知要钱耳。国家遇大疑难事,非重用汉人不可。“
此话无疑是给清廷带来短暂中兴的关键之语,勉强被说服的咸丰最终颁下上谕,赏曾国藩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
但咸丰这个无为短命的帝王实在没有英明开阔的气魄,因为偏见,因为对愚见的坚持,在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的同时,他额外又奉送了曾国藩两样东西。
一样是不阴不阳的敲打,他警告曾国藩绝不能师心自用,不听指挥,擅作主张;另一样则更像是附件条件,他命令曾国藩,立即撤去安庆之围,全力救援江南。
有人评价曾国藩之所以能成大事,皆是因为他有常人难及的定力,每临大事总有排众意而孤行己见的魄力。
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道理说起来稀松平常,但真正能在巨大压力下牢牢握住少数人真理的却没有几个。
因为这不仅需要坚持,而且还需要舍弃,甚至是牺牲。
曾国藩随后的所作所为便鲜明地演绎了其中的艰难与残酷。
为了在咸丰那里过关,一方面他专门上奏,直陈围攻安庆的战略意义,另一方面则摆出了驻节祁门,随时可以救援江南的姿态,以避免彻底激怒咸丰。
尤其是驻节祁门,这决非曾国藩不尊兵法常识的低级失误,而是为了大局不破的无奈妥协。
因为这个不得不行的妥协,在后来太平军围攻祁门时,置身险境的曾国藩差点被攻杀。
还有更残酷,更君子难为的。
咸丰十年八月,见援军始终无法突破多隆阿这一关,陈玉成再施“围魏救赵”之计,挥师西下,兵锋直指武汉。
见武汉有失守的危险,身为湖北巡抚的胡林翼急到吐血,一连骂自己是“笨人下棋,死不顾家。”
为保武汉三镇不失,胡林翼要求调鲍超和多隆阿,暂撤安庆之围,回救武汉。
这是救自家兄弟,按理曾国藩应该欣然从命,但结果却相反,曾国藩是咬定青山不松口,断然拒绝了胡林翼所请。
说得严重点,为了死围安庆,曾国藩此举无异于背信弃义,置胡林翼生死安危于不顾。
好一个为成大事不纠结。
所幸,曾国藩的坚定最终粉碎了陈玉成的诡计,见武汉急攻不下,又未能从安庆外围调开湘军,这位一心想救安庆的年轻统帅只好折转回去,直接救援安庆。
哪知道,这边曾国藩刚渡过君子难为的险关,京城又出事了。
咸丰十年八月二十五日深夜,正在祁门的曾国藩收到一封十万火急的寄谕。
什么事呢?
此时正值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一路突进北京,咸丰在仓皇出逃之际,发谕旨命曾国藩火速派鲍超率三千精锐“兼程前进,克日赴京,交胜保调遣。”
这既是勤王之命,也是胜保蚕食湘军精锐之计。
曾国藩接过这道上谕是又为难又愤怒。
勤王之命不可违,这几乎是庙堂政治的一条红线,可一旦从命调走鲍超精锐,安庆势必撤围,从而功亏一篑。
怎么办?
就在所有人都在纠结该抗命还是该从命的时候,另一位中兴名臣出场了。
此人就是曾国藩的门生幕僚,李鸿章。
这一时刻的李鸿章很是高明,他没有被这道命令局限住,而是很有眼力地看穿了当时的时局,洋人要的是利,而非大清的江山,现如今,恭亲王奕訢已经受命与洋人和谈,可以想见,予利之事必不会耗时长久,这意味着什么?和谈一成,勤王之命必废。
既然是这样,又何必纠结该不该抗命呢?稍用技巧拖上十天半个月,拖到朝廷无需再勤王的时候,难题自然迎刃而解。
此番说法一出,曾国藩豁然开朗,一封意在拖延的复命发出后,一切果然如李鸿章所料。
经过这一个个豪杰人物的智勇成全,到咸丰十一年七月,安庆城内终于被围断粮了。
这意味着决定安庆命运的决战开始了。
到这里,最后一位豪杰人物曾国荃终于可以登场了。
由曾国荃领衔的这场大决战可谓是惨烈之极。
为了打破封锁,太平军冲锋队在冲锋时每人背一大捆干草,冲到湘军长壕边就掷草填壕,填满后就越壕猛冲。
善打狠仗、硬仗的曾国荃吉字营也不含糊,大炮是玩命地轰,上千杆抬枪是一刻不停地放。仅二十二日一天,太平军就连续猛攻十二次,但苦战一天一夜,硬是没能攻破湘军的壕墙。
据记载,仅在这天夜里,湘军就消耗火药十七万斤,铅子五十万斤——
最终,无数的弹药和血流成河终于堆出了曾国荃“曾铁桶”的威名。
安庆被攻破了。
曾氏兄弟赢了波澜壮阔的命运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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