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日本更换年号的事情很多人都知道了，“令和”即将成为日本最新的年号。但其实，年号制度在中国已经使用了两千年的时间，历史上第一个使用年号的，就是汉武帝刘彻。之后，年号制度随着中国与外国的交流流传了出去，日本也开始使用年号，并且一直到今天。而不管是日本最新更换的年号，还是曾经使用过的年号，其实都还是逃不开中国年号的影子，曾经的很多年号，更是直接把中国古人用过的年号拿来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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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过《一站到底》和《奇葩说》的国家博物馆八零后讲解员河森堡，曾经讲述过一件他亲身经历的事。他在书店里读欧洲史，里面提到了公元457年，他就在书架前自言自语：“公元457年在中国该是什么时代呀……”

旁边一个眼镜大叔主动接了话，“宋朝。”

河森堡心里一声冷笑：公元960年赵匡胤陈桥兵变才有了宋朝，这都差了几个世界了好不好。可他还没作出反应，大叔跟着又推了一下眼镜，“应该是大明”。

河森堡的鄙夷就要藏不住了：公元1368年朱元璋称帝才有了明朝，差了快一千年了。罢罢罢，跟这种不懂装懂的人有什么好说的?他回了一个标准的白眼之后离开。

回家一查公元457年，才发现被吊打后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

宋朝是南北朝的刘宋，不是后来契丹人乔峰心向往之的赵宋;大明不是明教张无忌培养出来的国号，而是皇帝的年号，一如近来人人皆知的日本从“昭和”到“平成”再到最新的“令和”。只是日本的年号制度，百分之百是照搬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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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号这个东西，从夏商周到西汉初年都是没有的。秦始皇兵马俑都打包完毕封存下地了，年号还要等个一百多年才诞生。

年号诞生之前要纪年，除了甲子乙丑的干支纪年法之外，基本采用谥号纪年法和名号纪年法，就是用天子国君死后的谥号和生前的名号，再加上数字来纪年。在诸侯国林立的春秋时期，一年可以有十几到几十个纪年名称。

比如孔子逝世的公元前479年，就是他所在鲁国的哀公十六年 、齐国的平公二年 、晋国的定公三十三年、秦国的悼公十二年、宋国的景公三十八年……一直到吴王夫差的十七年和越王勾践的十八年。当然为了统一起见，一律以当时的周天子为准，就是周敬王四十一年。如果当时高考要考中国历史哪年是哪年，各国考生一定会想跳楼。

终于秦始皇统一六国，结束了复杂的纪年换算方式。从秦始皇嬴政到汉高祖刘邦，都是“始皇五年”“高祖三年”这样的纪年法，一如今天的《五年高考三年模拟》。刘邦的儿子汉文帝刘恒、孙子汉景帝刘启，都是如此。即便刘启的儿子汉武帝刘彻刚刚接班的时候，也是如此。

但情况总有一天会起变化，变化来自一只国家级保护动物。汉武帝当了十九年皇帝之后的公元前122年，他出门打猎打到一只独角兽白麟，群臣大声恭喜皇上吉祥，说这是难得一见的神物啊，完全值得纪念。

于是汉武帝就在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立了年号，名为“元狩”，所以公元前122年就是元狩元年。不仅如此，好大喜功的汉武帝当然还要弥补掉失去的时间，所以他把元狩之前的登基岁月也追认了三个年号：建元、元光和元朔——平均分配，每个负责六年。

一转眼打猎已经过去六年，忽然山西又出土一只三足宝鼎，群臣当然又二二三四再来一次，大声恭喜皇上吉祥，说这是难得一见的神物啊，完全值得纪念——于是就又改了年号，称为元鼎。

估计那时颜值的概念还没有深入人心，否则说不定汉武帝突发灵感，觉得自己既然长得辣么帅，那叫元帅元年也挺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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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开了头，之后的皇帝当然有样学样，自己登基要改年号，自己当皇帝心血来潮也要改年号。

跟日本的“令和”来自诗集不同，中国古代的年号许多都是高大上得超出天际的。不仅有文化是当然的标配，格局大才是需要划的重点。

比如刘宋的“大明”，即出自《周易·乾卦》的“大明终始，六位时成”;在他之前的晋武帝司马炎，年号“咸宁”也是来自同一段文献，“首出庶物，万国咸宁”;铺张扬厉跟汉武帝有一拼的隋炀帝杨广，年号“大业”来自《周易·繫辞上》的“盛德大业至矣哉”;而乔峰的好兄弟段誉段公子、大理皇帝段和誉，年号“日新”来自《大学》里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他要是胆敢把年号定为“语嫣”，天龙寺里不问世事的和尚都会冲出来跟他拼命。

因为每个皇帝都想蒸蒸日上、江山永固美如画，所以取年号时往往意在记祥瑞、志喜庆、祈昌盛。像太平、中兴这样的年号，两千年来用过的政权动辄十个八个。论文都可以抄，年号重复又有什么关系?

到了证券基金诞生的1997年，一堆投资机构纷纷把年号拿过来直接用，比如一堆上市基金开元、天元、景福、兴安、泰和、兴和、汉兴……就全都是古代帝王的年号，反正定年号为开元的李隆基也不会穿越来算账。而香港人邹文怀跟老板邵逸夫决裂，要成立自己的电影公司时，他选的名称也是“嘉禾”，三国时东吴孙权称帝的年号。

年号最终是最大的头头说了算，所以有些没读过书的割据政权显得就比较没见过世面，比如隋末的窦建德、南宋时的杨幺，直接就用当年的干支把年号定为“丁丑”、“庚戍”。倒是不费脑筋，可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更有浑人比如明万历四十七年称王的固原人李文，直接把年号定为“真混”。

而走向另一个极端的，是唐朝时的李治武媚娘两口子：不但喜欢起年号，而且尤其热衷与时俱进。唐高宗在位35年，换了14个年号;而武则天在位21年，虽然时间短但足足换了18个年号。这位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也创下了历代以来年号更换频率的最高纪录，也许女人天生就更喜欢玩花样?

尤其是武则天正式即位之后，“天授”“如意”“长寿”这样的普通年号都不能让她满意，她心存高远的志向一定要得到充分体现。于是一连来了三个四字年号，“天册万岁”“万岁登封”“万岁通天”。后来徐克的电影《狄仁杰之通天帝国》，通天就是从年号里来的。

任性是帝王的特权，取年号是霸气的标志。明成祖朱棣夺位成功之后，群臣建议的年号是“永清”，朱棣不满意，说冷冷清清的哪有“永乐”好啊!而且我将来要修书，《永乐大典》也比《永清大典》酷炫多了不是吗?有没有谁不同意的?

下面一堆噤若寒蝉的读书人高呼万岁英明，没有一个人敢告诉他：“永乐”是三百年前北宋强盗方腊曾用过的年号，虽然跟你的所作所为也挺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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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许多年号，跟现代汉语里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例如“大象”不是动物，是北周静帝宇文阐的年号，源自古语“大象无形”;“保安”不是职业，是大理和日本都用过的年号，意在“保国安民”;“普通”不是平凡，是嗜好佛教的梁武帝萧衍年号，因为普通本来是伽蓝(寺院)的六种名称之一;“神功”不是葵花宝典，是喜新厌旧武则天只使用了三个月的年号……

然而像武则天这样以改年号为乐的行为，到了明清基本绝迹了。当时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年号越混乱，朝局越混乱。嘉靖年间成书的《丹铅总录》里有一句话：“乱主年年改号，穷士日日更名。”要想长治久安，就不要总是变来变去。

所以从明朝开始，一个皇帝终生一个年号基本上已成惯例，只有两次即位的明英宗朱祁镇例外，第一次“正统”第二次“天顺”。清朝也依照了明朝的惯例，所以明清之前的皇帝，一般用谥号庙号来称呼，比如汉武帝、唐太祖、宋徽宗;而明清之后的皇帝，就用年号代替了，例如嘉靖万历崇祯、康熙雍正乾隆。

日本的一个天皇本来有许多年号，但在明治维新之后，就向中国看齐，立法规定一个天皇有且只能有一个年号了。

中国的年号比日本久远得多，但结束得比日本的早。1912年末代皇帝溥仪退位民国成立，从此以民国来纪年，年号被扫进了历史的故纸堆。1916年袁世凯要复辟称帝，把年号恢复成了洪宪，但洪宪元年最终只持续了短短数十天。

而许多貌似是日本代表物的词汇，其实都是中国曾经已有的年号。“大和”是唐文宗李昂的年号，白居易李商隐都度过了完整的大和年间;“天皇”是唐末割据政权朱泚的年号，距今也有一千二百年的历史了;“明治”是大理皇帝段素英的年号，比明治天皇要早八百多年……

年号这东西，在中国自己的历史上已经渐行渐远，如今只存在于一堆少有人问津的典籍和娱乐电视剧里，《贞观政要》、《宣和画谱》、《康熙大帝》、《戏说乾隆》……只是我们弃如敝屣的东西，也有人还在用，而且似乎也没耽误现代化进程。假如将来有一天日本去把年号申遗，虽然我们能理直气壮言之有据地说“年号本来是中国的”，但恐怕也不会残存多少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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