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很多人时不时就会说出一个词直男癌，其实直男癌并不是一种癌症，而是一种现在社会人的诟病。直男癌说的是那些比较心大的男生，而且现在有很多的女生都认为大多数人有直男癌。那么，在古代有直男癌吗?古代的直男癌又是怎样的?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看古代的直男癌是怎样的?有人说古代的直男癌可比现在可怕多了。一起来看看吧!

刘向，字子政，原名更生，世称刘中垒，是西汉著名的经学家，创造了多项第一，其中就包括写就第一部《列女传》，分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辩通、孽嬖等篇，讲述诗书所载贤妃贞妇的故事，目的是为了劝谏，算是最早的妇女史著作。

这部书开启了一个传统，历代正史的“传”中，总要为女性留一个位置，从《后汉书》到《清史稿》，都有《列女传》，以彰显女性的德行。但考察下来，只有一个感受，越靠近近世，《列女传》跑得越偏。中国国家博物馆原学术研究中心编审高世瑜认为，跑偏的方向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女性的社会角色日益淡化，从双重角色向单纯家庭角色转变，另一个是女性价值观从多元向单元演变，贞节观念日益强化，以宋、金为过渡，以元代为转折点，而在明清到达极致。

先从人数来说。《后汉书》的《列女传》一共收录传主 19 人，人数很少，就这还分了贤明、忠勇、仁义、孝道、才慧等很多大类，贞节和节烈加起来只有七人，占比不过三分之一。《晋书》 37 人，《魏书》 17 人，《北史》、《南史》加起来刚过 30 人，《隋书》 16 人，新、旧《唐书》加起来一共 57 人，辽、宋、金加起来才 77 人。这么说吧，宋代以前，历朝《列女传》规模都不大。

元明清三朝的《列女传》，人数就像吹气球一样膨胀起来。《元史》的《列女传》有 200 余人，《明史》的 400 多人，《清史稿》创了记录，有 700 多人。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杰出女性越来越多了吗?不是。女性潜力的释放是社会进步的一大动力，但《列女传》的人数膨胀，似乎跟女性的杰出与否没什么关系。因为其中所包含的各类事迹和人物，其余都增加地很少，唯有两项增加的最多，那就是贞洁和节烈。

这两者有些区别，贞节是忠于夫权，生是丈夫的人，死是丈夫的私人;节烈的道德标准更高，手段也更激烈，不仅自己遭受侮辱要自尽，丈夫不争气啦、投敌啦、被贼人杀害啦，妻子都要用激烈的手段来表明自己守贞的决心和意志，简而言之，就是求死。从《后汉书》开始，直到新、旧《唐书》，因贞节和节烈入《传》的人数，都不到总人数的一半。

而到了宋、辽、金，这两项相加，就远远超过一半了。就举《宋史》为例，贤明只有 1 人，忠勇 3 人，仁义 4 人，孝道这么重要，也才 6 人。但是贞节和节烈加起来， 36 人。而且节烈比贞节要多得多，达到了 33 人，似乎《宋史》的纂修者们欣赏的女性，认为值得书上一笔的女性，就是不仅要守节，还要够烈，贤不贤、孝不孝都不那么要紧。

而且即便是其他条目，也有不少是跟自己的丈夫有关的。比如“仁义”类里，“东安县民丁国兵”两口子都被匪徒抓了，妻子哭求匪徒，丁家流亡已尽，放丈夫回去也好有个祭祀祖先之人，自己则被匪徒杀害，这是大仁大义，救了夫难，挽救了丁家的香火，但其实质跟节烈差不多。此外还有为公婆等夫家人而死的。

在《宋史》里，开始出现非常诡异的自我约束行为。临淮县进了马贼，王宣要带妻子曹氏躲避，曹氏告诉他：“我听说妇人死不出闺房”。马贼来，曹氏躺着不起来，被马贼劫持，又破口大骂，不屈不挠，被杀。这样的死，看不出丝毫价值。但这样的事堂而皇之记载下来，似乎有什么价值似的。这样的例子宋以前没有，宋之后很多。

《元史》更甚， 200 多人中有 140 多人是因为节烈入传的，殉夫的和因兵乱自尽的加起来，就快够 100 人了。其他几项中有比曹氏还难理解的例子。秦闰夫的老婆柴氏是续弦，前妻留下一个孩子，柴氏又生了一个孩子。前妻留下的孩子因为被人诬告与贼人勾结，依律当诛，柴氏就把自己亲生孩子送去抵罪了。

河南宜阳秦家的二位小姐姐，其父有怪病，医生说没法子治。大姐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灵感，把自己的脑浆凿出来与药和在一起，给父亲吃，果然见效。后来父亲的病复发了，小妹又将自己的大腿割下一块，做成肉粥，给父亲吃，再次见效。这样的例子不止一处。我看不出这种事有任何正面意义。

《元史·列女传》里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一个人，还是李仲义的妻子刘翠哥。适逢大旱，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刘哈剌不花的部队缺军粮，准备做一些人肉军粮丸，就抓住了李仲义。刘翠哥跑去求情，实在不行，就跟当兵的说：“我丈夫又瘦又小，我听说长得肥黑的妇人味道最是鲜美，我又肥又黑，一定好吃。”就替丈夫被烹为军粮了。

请相信我，即便这些例子是如此之诡异，它们依旧是《列女传》中最可信的一部分。渤海刘平的老婆胡烈妇，在老虎咬住刘平的情况下，一手拽着虎足，一手挥刀猛砍，杀死老虎，又背着刘平到季阳城求医，刘平活下来了，胡烈妇伤重不治。这样的故事历代都有，仿佛是个传统，每一个都比武松猛。

此外还有颇多玄幻故事，看起来是《窦娥冤》和《白犬坟》的灵感来源。它们大多是有司上报的夸大其词的传闻，被不加甄别地记录在《列女传》中。我甚至怀疑剔除这些故事，和那些莫名其妙、轻飘飘的言行记录，《列女传》中只有那些自残和死亡是真实的，死因却未必。

当然，要说莫名其妙，还得说是《明史》。《明史·列女传》中的 400 多人，属于贞节、节烈的就有 350 多，比例之高为历朝之冠，其中有些事迹非常诡异，值得一品再品。会稽的胡氏，刚结婚六个月，丈夫就死了，胡氏剪短头发，自毁面目，守寡二十多年。后来身染疾病，其父要请大夫来看，胡氏说：“寡妇的手怎么能让别的男人看见”，就这么病死了。

安陆有一位陈节妇，嫁给姓李的，也是很早就守了寡。她回到父家，将自己关在小楼之上，足不出户三十年。临终时，陈节妇对婢女说：“我死了，不要让男人来抬我”，家人没理会，让男子登楼抬人，本已气绝的陈节妇突然坐起来，开口说道：“我一开始怎么说的，你们怎么能这么做呢?”差点没再带走几位。王重阳的起死回生，不知道是不是练了什么“守贞功”的缘故。

最诡异的还是夏县孙贞之妻柴氏。崇祯四年冬，一伙流匪入夏县，柴氏跟着丈夫入山躲避，被搜山的匪徒找到了。匪徒看见柴氏年轻貌美，就起了色心，上前捏住柴氏的手，柴氏多刚烈，张嘴把刚被陌生男人捏过的肉咬下来了，另外一个匪徒又捏了柴氏的胳膊，柴氏又把胳膊上的肉咬下来，最后被匪徒活活砍死。

《清史稿》的情况不赘言了，四个字予以概括，曰“集大成者”，光替父、姑、夫充作军粮的就有 4 个。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发生水灾，姑娘因为看见了陌生男人的裸体，跳河了，这样的例子一共有 3 处。还有一个姑娘因为灾荒年不耻外出食粥，自尽了。这样毫无意义的死亡，在历朝《列女传》中比比皆是，她们本都可以活着。

为什么从宋开始，以元为转折，明、清的《列女传》跑偏到这种程度?有人主张是宋明理学的桎梏，我不觉得。我始终坚信文化的根源在经济，一定是经济结构和模式出了问题。其核心大约是贵族社会崩溃之后，以土地资源为核心的父权制、夫权制家族关系的建立，和被剥夺纳税人资格和分田权利的女性的经济依附，导致的生命权、财产权的极大不平等。所以才能看到在城市职业女性群体的崛起，和广大乡村地区女性的自我审查和社会压迫并存的怪现象。

也因为这种经济权利带来的便利，男性变得越来越虚弱，也越来越确发自省，乃至将压迫当成了平等，将怪诞视作必然，以致于今天依然有那么多直男癌没有进棺材。鲁迅先生说得很完备，“道德这事，必须普遍，人人应做，人人能行，又于自他两利，才有存在的价值。……现在“表彰‘节烈’，却是专指女子，并无男子在内。”节烈，不过是打着道德旗号的压迫罢了。奉劝各位家长，不要送孩子去读什么国学班，如果不幸已经进入，发现老师居然让自己的孩子读诵《列女传》，往死里楔丫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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