响马一词起源于山东地区，在古代专指马贼、强盗。每当有旅商路过，马贼便会放出一支响箭，此后马匪就会杀出，掠夺财物。因为古代山东马匪会在马脖子上挂满铃铛，所以才有了响马这样的称号。直到山东爆发农民起义，响马逐渐变成了英雄好汉的代名词，此后响马的意思多指起义军而不是马匪。下面就为大家讲讲“响马”一词的来历，还有词意究竟是如何发生转变的，一起来看看吧。

在我国古代，拦路抢劫的强盗、土匪，又被称“响马”，指他们在拦路抢劫时，因放出响箭示警，然后骑马奔腾而至抢劫商旅货物而得名。

那么，“响马”一词又是具体从何时出现的呢?

其实，“响马”这个名称和明朝中叶一场历时两年，纵横八省的农民大起义有关。下面，笔者简单来叙述一下这场农民起义的来龙去脉。

明朝建立之初，为了抵御北元贵族的侵扰，明成祖朱棣规定在京畿周围地区计丁养马。后来的明朝皇帝又逐渐把这项制度推行到河北，河南等地。

当时，明朝按百姓丁田授给种马，叫马户，然后每年征驹(即小马)，若种马死或者小马数量不足的，百姓都得自己赔补。

到明朝中叶时，由于宦官擅权，政治日益腐败，土地兼并十分激烈。庄田日增而导致草场日少，饲料短缺，马户无力饲养，军马死亡不少。官吏又催督苛刻，农民因赔偿往往弄得家破人亡，加之连年灾荒，致使“民困已极，庐舍几空”。当时有人形容为“江南之患粮为最，河北之患马为最”。

在这种情况下，京畿周围的人们往往利用自己饲养的官马，组织成马队，劫富济贫，反抗官府，他们这样的人被明朝称为“响马盗”。

明正德初，“响马”的势力越来越大，明朝统治者派官兵四处镇压，并设立“什五连坐法”，乱杀乱捕无辜的百姓。

正德五年(1510年)十月，杨虎、刘六、刘七率领众“响马”揭竿而起，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大起义。

杨虎，河北交河县人，是著名的“响马”，他屡受官军的追捕。刘六名宠，刘七名宸，是霸州(今河北霸县)的贫困农民，他们弟兄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但“胆力弓矢绝伦”。

他们起义后推杨虎为首领，攻打京畿南面的州县，一时间，四方贫困百姓云集响应，“旬日间众至数千”。

由于起义爆发于饲养军马的京畿地区，许多马户都参加了起义，起义军便拥有了许多军马，“一昼夜驰数百里”，“倏忽来去，势如风雨”。官兵兵少马弱，对义军莫可奈何。许多地方州县的官吏不是“望风奔溃”，就是“开门迎款”。

起义军兵分两路，东路由刘六、刘七率领，自河北转入山东;西路由杨虎率领，进入山西。义军纵横数千里，所到之处，百姓备粮酒相迎，声势极为浩大。

明朝的统治者对爆发的农民起义大为震惊，慌忙调兵遣将，加强防守和镇压。

为打破官军的包围，正德六年(1511年)六月，杨虎率领义军迂回于河南、山西;而刘六、刘七则转战于山东、河南，出湖广、江西。

起义军“持马力倏忽驰骤”，不占城池，不建立根据地，采取的完全是流动作战的战术，“所至纵横，如蹈无人之境”。

八月，两路义军又会师于霸州，直逼京师。明朝廷急忙命兵部侍郎陆完率领京营和边军回师救援。义军为避敌锋芒，又挥师南下。

十一月，杨虎在夏邑(今河南夏邑县)小黄河战斗中牺牲。起义军又推刘三(刘惠)为首领，称奉天征讨大元帅，又推秀才赵鐩为副元帅。起义军还进行了一番整顿，把义军编为28营，并严申军纪，不许抢掠，不许妄杀。

义军还提出了明确的斗争目标，树立起了两面金字大旗，上面写着“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混沌之天。”这个口号继承了元末红巾军的传统，表达了义军要推翻明朝腐朽统治的决心。

正德七年(1512年)，明朝再度调集重兵围剿义军。起义军为了牵制官军，再度分兵。刘三、赵鐩转战河南，刘六、刘七出兵山东。

在河南的义军受到明将仇钺的疯狂反扑后，进入安徽，又转战湖广。闰五月，义军在湖广应山县与明军激战失利，赵鐩突围后化妆成僧人，不幸在江夏(今武昌)被俘。

刘三突围至河南南召，在战斗中中箭牺牲。赵鐩和其他被俘的义军首领共计37人被囚车押至京城，赵鐩等六位主要将领被明廷处以残酷的剥皮之刑，其他人均被处以磔刑。

刘六、刘七为了援救河南战场，率军入豫，当他们到达河南时，刘三、赵鐩均已兵败牺牲，明军集中兵力向刘六、刘七疯狂扑来。

陷入孤军奋战的刘六、刘七为了摆脱明军的围剿，被迫“弃马登舟”，引兵南下湖广、江西。在湖北黄州的战斗中，刘六中箭受伤后，不愿被官军俘虏，投江自杀。

刘七继续领导义军，攻克江西九江，顺流而下，转战于安徽安庆、芜湖和江苏瓜州、镇江、南通等地，“三过南京，往来如无人之境”。

但是，水上的舟船毕竟不是惯于骑射的义军的长处，七月，明军用火药击沉义军战船，义军只好登陆，占据南通狼山岛。

明军大举围攻，由于寡不敌众，刘七中流矢溺水而亡，其他将士有的战死，有的投江自尽，义军最后全军覆灭。

这帮“响马”起义军奋战两年，纵横八省(包括今河北、河南、山东、山西、江苏、安徽、湖北、江西)，是明朝中叶规模最大的一场农民大起义。

这场起义虽然被镇压了下去，但是，这次起义也给明朝统治者一个沉重而深刻的教训，使明武宗认识到仅凭高压政策难以维持长久统治，必须要采取有力措施缓和社会矛盾。

起义失败的第二年，明朝廷下令减免京畿、山东、河南等地税粮，并宣布“流民复业者，官给廪食、庐舍、牛种，复五年”。

明武宗去世后，明世宗朱厚熜继位后，对朝廷内部也加以整顿，进行了杨廷和领导的改革，罢免了部分宦官，裁撤冗官，清查皇庄、官庄，退还自正德以来侵占的民田。明朝出现了嘉靖初年较为清明的政治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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