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三国中蜀汉的重要的转折点，应该就是刘备伐吴之后的大败了，此次夷陵之战蜀军被陆逊火烧连营，溃不成军，死伤惨重，刘备后来也因此事身心俱损，不久就在白帝城去世，从此蜀汉开始走向衰弱。其实当时刘备准备伐吴的时候，聪明如诸葛亮早就已经看出此战不妥，但是为何诸葛亮没有拼死劝住刘备呢?

刘备东征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诸葛亮没法劝谏。

江东背盟，关羽毁败，荆州尽失，这不算完，孙权还得寸进尺，欲进图蜀，当如此局面，刘备可能装傻充愣，当作啥事没发生?且蜀汉统治集团以荆楚士人为核心，现下桑梓尽失，刘备倘若没任何反应，试问对内如何交代，如何维系人心士气?

东吴已经大兵压境，刘备如果跑去北伐，和曹魏胜负姑且不谈，打得火热之际再挨孙权背后一刀，这种神奇的一坑摔两回，恐怕不是刘备所为。

看似东征是选择题，其实根本没得选，军事是政治的延续，这是政治仗，打得赢要打，打不赢也要打。

所以，“事后诸葛亮”的那段评论就一目了然了：

亮叹曰：“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

刘备一定会采纳法正建议，但仍然可能东征。什么意思?也即法正在世也很可能赞同东征。

东征是两弱相攻，很可能导致曹魏渔翁得利，三国鼎立的局面轰然倒塌，但在孙权集团践踏国家核心利益，捎带还咄咄逼人准备进犯益州的局面下，刘备集团压根没选择，就算是砒霜也得睁眼吃。

需要注意的是，法正死于建安二十五年：

先主立为汉中王，以正为尚书令、护军将军。明年卒，时年四十五。

易言之，法正目睹了整个荆州事变，作为刘备集团谋主，面对如此重大变局，不可能不分析谋划。也即诸葛亮之叹恐有所本，并非臆测。

在一超二弱的态势下，与孙权集团的大规模火并不可行又不得不行，怎么推演都是曹恐赢，这种纠结属于法正，恐怕也属于孔明。

面对拿了荆州拿益州，铁了心要两弱相攻的孙权集团，又能如何?

末了，刘备大军一动，荆州事变后高冷了两年的孙权集团求和了，即便在夷陵大胜之余，仍然是孙权闻先主住白帝，甚惧，遣使请和。事实证明，友谊是打出来的。

正如邓芝说孙权所言：

芝对曰：“吴、蜀二国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诸葛亮亦一时之杰也。蜀有重险之固，吴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长，共为脣齿，进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质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内侍，若不从命，则奉辞伐叛，蜀必顺流见可而进，如此，江南之地非复大王之有也。”权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

必须摆出不惜两弱相并，同归于尽的战略姿态，才能逼迫孙权打消吞并益州的念头。

由此可见，大举东征是当时蜀汉的唯一选项，诸葛亮未公开反对不足为奇。至于认为孔明是碍于诸葛瑾的关系，恐招来刘备猜忌，故杜口不言云云，这真是办公室政治典范，幼稚可笑之至，不值一驳。

一言以蔽之，东征错在战术，而非战略。刘备这十来年所当者破，所击者服，信心爆棚，在开局大优的情况下侧敌侧水进兵，结果彻底玩脱，这就不是庙算所能预料了。

譬如黄权的谋划就很稳健，估计诸葛亮要点赞：

将东伐吴，权谏曰：“吴人悍战，又水军顺流，进易退难，臣请为先驱以尝寇，陛下宜为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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