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有很多的门阀士族，这些大家族在历史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对于当时的社会甚至是后来的社会都有着很大的影响。不过在这些门阀士族当中，有一个是所有的士族中地位最高的一个，称得上是顶级门阀士族。这究竟是哪个家族?这个家族那么厉害，后来为什么还要选择造反，他们造反的结局又是什么?

西晋末年，天下大乱。公元318年4月23日，晋愍帝的死讯传至江东，晋室遗民无不痛哭流涕。晋王司马睿于公元4月26日即皇帝位，是为晋元帝。可以说，原本已经是风中残烛的晋朝王室，是在南方士族们的拥立下，才得以复燃。

司马睿十分感激拥立他的大家族，登基大典那日，为他们加官进爵，甚至请王导“升御床共坐”，一同执政。来回拉扯几次后，王导最终以“若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而推辞。尽管晋元帝就此作罢，但他的这一番举动，确实惊呆了在场的所有臣子。皇帝如此敬重王导，那以后整个王氏家族在东晋的地位，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时人谚曰“王与马，共天下”。那么王氏家族是如何拥立东晋，却又为何将东晋初年搞乱的呢?

1. 琅琊王氏

琅琊地处山东沿海地区，历史上有很多人被封为“琅琊王”，晋元帝司马睿便是最有名的一位。王氏家族也发迹于此，多世积累美名，文治武功，人才辈出。西晋名臣王衍掌权时期，王氏家族就有很多人派往江南地区的关键职位做官。后来，尽管王衍被后赵高祖石勒所擒，推倒墙壁暗杀，但王氏家族已在江东地区，握有重兵和实权——这为王氏家族后来的南渡，做好了充足的政治基础和物质准备。

东晋政权的奠基人之一王导，是王衍的族弟，王羲之的叔父。早年便和琅琊王司马睿交善。西晋逐渐走向衰亡时，王导早已看出端倪，便下定决心倾心辅佐司马睿，有复兴晋室之心。司马睿从谏，事无大小，皆听从王导的建议。永嘉之乱爆发后，大批北方、中原的门阀、士族迁往南方，司马睿担忧自己南行之举，不被江南士族所接受。而王导却进谏道，应当趁此次初次南下，向南方士族展示皇室威严。于是，司马睿大摆皇室仪仗，坐于肩舆之上，随同南迁的北方士族皆骑马相随，江南名士们看到这阵势，皆为之惊叹。

就这样，司马睿和众人来到江南，王导又劝谏司马睿，此时南迁的士族还有很多，应当趁机收买人心，司马睿听从谏言，选任了许多君子贤才。再加上王导组织起江南的琅琊王氏一起效忠司马睿，司马睿的势力一步步提高，对王导的依赖也愈发严重，称其为“仲父”，比其为“萧何”。在一片拥戴声中，司马睿称帝，便有了前文“升御床共坐”的举动。司马睿想与王导共治天下，不是因为害怕王导的权重，更多的应该是敬畏王导的为人。王导本人，绝对是东晋的忠臣，毫无篡位之心，其忠堪比诸葛亮辅佐刘禅。但他有位性格完全不同的堂兄王敦，把东晋搅得个天翻地覆。

2. 王敦之乱

王敦年轻时，绝对是个有血性的青年。《晋书·王敦传》开篇有载，王敦去大富豪石崇家吃饭。石崇生活奢靡之极，不仅所食所饮价值斐然，就连吃饭、入厕都有十多位婢女相侍奉，对待客人亦如此。很多客人都腼腆于在众仆从面前更衣，而王敦却面不改色。而后，石崇请美人来桌前劝酒，如果客人杯中酒不饮尽，美人就会被杀死。王导不愿看到石崇杀人，只得饮酒，不久便酩酊大醉;而王敦酒量好，却执拗不喝，石崇连斩三人，王敦却面不改色。后来，太子司马遹遭权后贾南风迫害迁往许昌，贾后严令东宫官署不得相送，而《王敦传》记载，“敦及洗马江统、潘滔，舍人杜蕤、鲁瑶等，冒禁于路侧望拜流涕，时论称之”。

王敦一开始，和他堂弟王导一样，极力辅佐东晋王室。司马睿称帝后，王敦任扬州刺史，并进位左将军、都督征讨诸军事。王敦也不负众望，运筹帷幄，运兵如神，平定了多方的叛乱，官位也累次升迁，一直做到了都督江扬荆湘广交六州诸军事，长江上游的兵权皆为王敦所控，几乎是东晋军事的最高长官了。如此，王导主内，主管政事;王敦主外，控制兵权。如此血性有为的青年，后来为何搅乱的东晋初年的天下呢?

“王与马，共天下”的谚语，早晚传入了司马睿的耳中，他也因此而忌惮。司马睿为了有势力能够制衡王氏家族，便重用刘隗和刁协等人，以加强皇权。在刘隗、刁协等人的进言下，司马睿开始逐渐疏远王导，并推行了一系列的政策，阻止门阀势力的膨胀。王导生性纯厚，对于晋元帝“过河拆桥”的做法，不以为意，谦逊守己。

而王敦势大后，逐渐专横跋扈，肆意在朝廷要职安插自己的亲信。王氏为东晋立下汗马功劳，如今却落得个受尽冷落排挤的下场，王敦心中不爽，连番向皇帝上书。司马睿见到王敦的奏折，着实吓了一跳。皇帝不悦，请教叔辈的谯王司马承。司马承立刻断言：“王敦必为后患。”为防止王敦叛乱，晋元帝派司马承就任湘州刺史一职来牵制王敦。

由于形势愈来愈恶劣，永昌元年(公元322年)，王敦起兵，以“清君侧”——讨伐刘隗为名，起兵向建康进军。恐怕后院湘州起火，王敦便派人劝说司马承与自己一起“举大事”。司马承忠义，立马拒绝。王敦大怒，派表弟率两万精兵攻向长沙。司马承不是对手，边打边撤至衡阳，不幸城破被俘，被王敦派人所杀害。

朝廷中，有一人比皇帝还慌张——王导。天天跪在宫门前，向皇帝请罪，表示自己绝无叛乱之心，以保王氏家族其他人的性命。在周顗等人的劝谏下，司马睿光脚走至王导将他扶起，表示相信王导的为人。后来，司马睿拜王导为前锋大都督，戴渊为车骑将军，共伐王敦。但这些人都是文臣，根本抵挡不住王敦的进攻，东晋兵马大败，四散而逃。城破时，刁协被杀，刘隗逃至后赵，晋元帝对王敦说“公若不忘本朝，则天下尚可共安;如其不然，朕当归琅琊以避贤路”。王敦却没有下狠手，给足了皇帝面子，那时时机也不成熟，没有废掉司马睿，率大军返回了武昌。后来，王敦被任命为丞相、都督中外诸军等职位，势力空前强大，皇权也基本被架空。公元323年一月，司马睿忧愤成疾，病重而逝，长子司马绍继位，是为晋明帝。

3. 王敦谋反

司马绍继位不过三个月，王敦也渐感身体状况每况愈下，篡位的步伐也逐渐加紧。王导等众臣，也感觉到了形势的紧迫，劝说明帝要加紧做好准备，以防王敦谋反。

王敦以沈充、钱凤为谋主，诸葛瑶、邓岳、周抚、李恒、谢雍为爪牙。然而钱凤这个人不堪大用，自以为是，也正是他的怂恿，引导王敦一步步走上了绝路。钱凤和王敦的大哥王含率领大军，很快就攻至建康。王含虽与王敦是兄弟，但带兵打仗相差甚远，明帝手下的段秀将军，仅凭数千兵甲，夜袭叛军，把王含打得大败。王敦闻此震怒，想亲自帅军督战，不料身体愈来愈差，无力统兵，只得作罢，不久便重病死去。

《晋书》有载，在王敦病重时，钱凤就问过王敦：“脱其不讳，便当以后事付应(如果不避讳的话，就该应付后事了)。”王敦也很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过继来的儿子王应不成器，便答道：“非常之事，岂常人所能!且应年少，安可当大事。我死之后，莫若解众放兵，归身朝廷，保全门户，此计之上也。退还武昌，收兵自守，贡献不废，亦中计也。及吾尚存，悉众而下，万一侥幸，计之下也。”而钱凤回去告诉同党道：“公之下计，乃上策也。”遂与沈充定谋，须敦死后作难。王敦逝世后不久，钱凤、沈充继续攻打建康，但他们非用兵将才，王敦一去世，乱军很快就被平定下来。

虽然王敦把东晋初年搅了个天翻地覆，都快要把皇帝给废了的地步，但是并没有对琅琊王氏在东晋门阀贵族的地位产生太大的影响，依旧培养出了很多像王羲之、王献之这样的优秀人才。

从东汉至明清1700多年间，琅琊王氏共培养出了92位宰相和600多位文人名士。这多亏了王敦之乱时，王导的尽心尽责，顾全大局，才使得琅琊王氏没被皇帝迁怒。要是王敦也能像王导一样尽心辅佐晋室，凭其英勇善战，绝对称得上是忠臣楷模，名将典范，可惜一念之错，误了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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