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至2020年8月，经浙江省文物局和国家文物局批准，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联合镇海区文物保护管理所、武汉大学和山东大学等科研单位，对镇海区应家遗址区域实施了2000平方米面积的考古发掘。12月1日，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和镇海区文物保护管理所共同发布了宁波市镇海区应家遗址考古发掘成果，该遗址文化堆积深厚，时间跨度大，出土文物多，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和考古意义。

　　一、遗存丰富、年代多样

　　应家遗址位于宁波市镇海区九龙湖镇应家村旧址，分布面积约12000平方米。该遗址地处“V”形小盆地环境中，三面环山，东侧面向滨海平原，距离现海岸线约10公里。

　　本次考古共发现古代水井、灰坑、灰沟、基槽、柱洞群、烧土堆等各类遗迹约220余处，出土陶、瓷、石、铜、木器等各类完整或可复原文物约1000余件。

　　应家遗址发掘区平均下挖深度约250厘米，地层有十二层，由早至晚可分为史前时期（河姆渡文化三、四期，良渚文化晚期），商代末期至西周早期，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和历史时期（汉六朝、唐宋和明清时期）等四个阶段，遗址主体堆积为商周和春秋战国时期遗存。

　　其中史前时期的出土遗物基本为陶片，几乎不可复原。其中河姆渡三期的数量最多，其次为河姆渡四期，良渚晚期最少。

　　商周时期遗存发现水井、灰坑、灰沟和基槽等各类遗迹90余处，还有近400余个柱洞。遗迹中普遍都出土了遗物，水井和部分灰坑还出土了较完整的陶、瓷器。柱洞群所构成的建筑单元是本次重要发现，目前推测为干栏式建筑，主要功能为日常居住。出土遗物数量也比较丰富，按照质地分为陶、原始瓷、石、木器等。其中出土的一捆用麻绳捆绑的竹片，可能与先民的储藏行为有关。陶器分为软陶和硬陶两类，石器数量较多，多为残器，木器数量较少。

　　春秋战国时期遗存的部分水井和灰坑、灰沟中还出土了较完整的陶、原始瓷、铜器，比如出土的1件铜器盖，在浙江地区同时期遗址中较为罕见。此外，还发现了一层疑似稻谷壳堆积。出土遗物数量丰富，按照质地分为陶、原始瓷、石、铜器等。其中原始瓷数量丰富，石器、铜器数量较少。

　　历史时期遗存中唐宋时期遗物数量较多，以青瓷器为主，还有少量青白瓷、白瓷、黑瓷，主要为越窑和龙泉窑的产品。汉六朝和明清时期遗物数量较少。

　　二、价值重大、意义深远

　　一是史前时期遗存梳理文化序列和人地关系。应家遗址史前时期遗存包含了河姆渡三、四期和良渚文化晚期等三个时期。虽然发掘区域内所见遗存并不丰富，但是三个时期遗存面貌清晰，特征鲜明，为充实宁绍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序列提供了新材料。此外，三个时期文化地层之间均有淤泥层间隔，为探讨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人地关系提供了鲜活案例。

　　二是商周时期遗存扩充浙江地区文化谱系。应家遗址商周时期遗存在文化性质上相当于“后马桥文化”阶段。目前该阶段遗存的材料较为零散和单薄，时空范围和文化面貌等基础研究方面还比较薄弱。作为上承马桥文化，下启越文化的关键阶段，“后马桥文化”阶段遗存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对于盘活浙江地区青铜时代文化谱系具有重大意义。

　　三是春秋战国时期遗存丰富吴越文化内涵。应家遗址春秋战国时期遗存在文化性质上相当于越文化阶段，可与历史文献记载中的越国相对应，时间节点也可与勾践灭吴和越国强盛阶段相呼应。曹娥江东南区域作为越国可以直接控制的大后方，为越国的崛起、强盛和称霸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强有力支撑，但是由于文献资料的匮乏和考古资料的不足，对于该历史进程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应家遗址发现的该时期遗存不仅材料丰富，而且发现了铜器盖、原始瓷甬钟等较高等级的遗物，结合九龙湖镇区域内已发掘的春秋战国时期遗址普遍发现该阶段遗存，可见当时已经形成了较为密集的“九龙湖聚落群”，相信随着工作的持续和深入进行，九龙湖聚落群可为深化越国大后方的社会面貌，为越国的崛起和强盛提供考古学角度阐释。

　　四是历史时期遗存佐证唐宋“海丝”贸易。唐宋时期，当时的明州逐渐步入兴盛，宁波滨海区域也进入了快速发展期，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九龙湖镇区域已发掘的遗址也普遍发现了该时期的地层和遗迹，出土了大量青瓷器，应家遗址作为当时的一个普通聚落，无疑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为研究宁波滨海区域的唐宋时期社会面貌提供了新材料。通过九龙湖镇及其以东涉海的澥浦镇境内已发掘的唐宋时期遗址，联系到到时繁荣的瓷器出口贸易，那么该区域发现的聚落性质除了居住以外，很可能也与瓷器出口贸易相关。从这个角度来讲，该区域的唐宋时期聚落群，对深化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滨海市镇考古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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