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水窑遗址位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建水县临安镇碗窑村，1982年文物普查时发现，1987年公布为云南省第三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遗址现保护面积为130.58亩，是云南已知的古窑址中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保存丰富且比较完整的古窑址，在中国陶瓷史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2020年7月至9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红河州文物管理所、建水县文物管理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建水窑遗址进行主动性考古发掘。

　　此次发掘是建水窑址首次进行考古发掘，发掘地点集中在碗窑村下窑区，以湖广窑、洪家窑两处地点为主，并对大新窑、高家窑进行了调查试掘。发掘面积500平方米，共揭露明清窑炉3座，清理灰坑7处、灰沟4条、匣钵墙2条，共出土瓷片及窑具标本30多万片，可复原瓷器3000余件。

建水窑遗址（洪家窑）发掘现场

　　洪家窑地点发掘的一号窑（Y1）为砖砌龙窑，南侧和东侧为窑业活动面，东面地势较低处为窑业废弃物倾倒区。Y1东侧的窑壁和窑尾已破坏，方向16°。残存近圆形的火膛，垫砂窑床，及窑床上残存的二十余个规律排布的匣钵印痕。靠近窑尾处可见窑壁经两次翻修的痕迹。Y1残长10.9米，残宽0.5-1.65米，坡度9.5°。Y1南侧的护坡墙（Q1）以废弃的筒形匣钵砌建，以保护其西侧地势较高的活动面。Q1残长2.7米，高1.35米。

建水窑遗址Y1龙窑残存

建水窑遗址（洪家窑）G2

建水窑遗址（洪家窑）T2发掘现场出土遗物

　　Y1活动面东侧为一处地势较低洼的大型冲沟，沟壁和沟底为生土，其中靠近西侧的沟壁较陡直，应经过人工修整。灰沟G1-G3分布于Y1东北侧的高地，直接在生土上开掘，沟内均密集填埋大量瓷片，是Y1废品的填埋沟。

　　湖广窑地点的两处窑炉遗迹中，Y2主要揭露出窑床的尾部。根据护窑墙的叠压打破关系，Y2至少曾经历两次翻修。窑床在多层垫土上砌建，最后一次铺设的窑床有分层夯筑的痕迹，未见烟栅，方向90°。Y2整体残高1.4，残长8.6米。护窑墙最宽处11.3，窑炉外围宽6.3-5.5米。现存窑床残长4.6，宽3.8米，坡度10°。Y2推测由单砖砌筑窑壁，外围用废窑砖、石块、较为完整的青瓷盆罐等砌成护窑墙，护窑墙尚存两重，表明此窑曾经改建过。两侧还各保存有带八字形摆手的窑门一座。

建水窑遗址（湖广窑）发掘现场

建水窑遗址(湖广窑)Y2护窑墙

建水窑遗址（湖广窑）瓷土原料坑

　　发掘出土的遗物有淡青色的青瓷和青花瓷，兼有少量酱釉瓷器。青瓷器类包括碗、盘、盘口罐、堆塑纹火葬罐、小壶、擂钵等，以及砌筑Y2护窑墙所用大型青瓷罐、盆、坩埚。

　　青花器类包括碗、盘、瓶、高足杯、香炉、盆、罐等。器类总体以日用器具为主，还有少量炉、花瓶座、净水碗等花香用具以及青瓷盘口罐、堆塑纹和青花火葬罐等葬具。总体而言，青花的生产时间集中在早期层位，而淡青釉青瓷的生产贯穿始终。青瓷中有一类产品的釉色和器型都与龙泉窑青瓷风格接近，有印花、划花、刻花装饰。青花纹饰以铁索云气楼阁纹、结带十字宝杵纹、龟背锦纹、缠枝大叶花卉和海棠形开光折枝花卉纹等为主，推测窑场整体生产时代集中在明代早中期，创烧时间大体在明正统、景泰、天顺三朝。采用支钉加垫圈叠置于筒形匣钵的方式烧制，不同釉色、纹饰的器物混装烧成。青花和青釉的碗盘外底多涂刷酱褐色护胎釉。

出土青釉盘、青釉碗、青花碗、青花盘

　　大兴窑和高家窑两处地点试掘的地层堆积以密集的各时期窑业废弃物为主，最下层的遗物与洪家窑、湖广窑产品近似；晚期遗物主要是各类青瓷小碗，部分有铁彩绘画的草率的花草、鱼藻纹，还出土刻有“丁丑”纪年的“潘元记”款白陶烟斗。这两处地点的上层堆积为近代遗物，与湖广窑和洪家窑的产品组合有较明显的差别。

　　此次发掘所获窑业遗存种类丰富，数量巨大，为深入研究建水窑的生产时间、阶段变化、文化内涵提供了丰富的资料。碗窑村窑址具有从明代到当代长期沿用的特点，是一处古今沿用型窑址，在古代窑址中十分少见。在不大的发掘区内揭露的三条龙窑和周边的操作面、废弃沟、护坡墙、原料坑等遗迹现象，表明在一个面积不大的地点集中了备料、成形、烧制和成品分选等窑业生产的全部环节。这是一种小群体分散进行生产的模式，但各窑场间和窑场内部又有相对细致的分工，在碗窑村范围内分布有这样的小规模窑址20余处。

　　因此，这里的窑业呈现出一种总体分工、分散生产的商品生产模式。与同期中原地区景德镇、彭城等地大规模集约化生产，高度的专业化分工的生产模式有较大差别，而与广东佛山石湾窑分为盆行、碗行等13行的生产模式相似。

　　通过考古发掘，修正了许多既有的观念，获取了对建水窑的一些全新认识。

　　首先，发掘后初步判断建水窑的创烧时间在明代早期，修正了以往认为云南青花始烧于元代的认识。发现的淡青釉瓷器、仿龙泉类青瓷、青釉青花瓷出土于相同层位，说明了几类产品同时烧造，修正了既有研究认为建水窑的发展是青瓷——青釉印花加青花——青花瓷的单线式发展进程的推断。

　　其次，仿龙泉青瓷类产品的器形和装烧工艺，都与浙江龙泉青瓷生产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是明代迅速出现的遍及福建南部、广东、广西沿海地区的仿龙泉生产区域最靠西南的地点，生产时代与龙泉窑中心区生产衰落的时间相始终。青花瓷的器形和纹饰则与景德镇窑有密切联系。建水窑的钴料来源应属于云南本地。建水窑在明代早中期大量生产青花瓷，表明景德镇民窑开始大量生产青花瓷器以后，其生产技艺迅速辐射影响到其他地区，并有可能与景德镇青花瓷在明代中期以后使用云南钴料的工艺有关联。

　　第三，本次发掘的出土遗物在某些生产技术上与红河流域下游的越南地区制瓷业有较密切的联系，共同构成了红河流域制瓷业较为独特的技术体系，在元末到明代前期海上贸易中，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模仿与竞争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确定了建水紫陶与建水窑有紧密关系。高家窑地点出土的“丁丑”纪年器和“潘元记”题记的白陶烟斗，证明紫陶的早期大宗产品烟斗来自建水窑古今延续的生产区域和工艺传统。可见建水窑的长期生产为紫陶的创烧积累了工艺技术、生产环境和管理体制基础。

　　建水窑的考古发掘取得了重要的古代遗存信息，推进了对建水窑在古代西南地区制瓷业重要地位的认识，有助于进一步揭示红河流域制瓷技术体系的整体面貌，为进一步繁荣建水紫陶的生产和建水瓷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价值背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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